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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纷纷来到抗战的大后方西南地区工作。这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较为集中的城市依次是昆明、重庆、成都、贵阳等。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辞劳苦地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区走访、调查。.这批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在经费短缺和资料匾乏的艰苦条件下，克服了交通极为落后等重重困难，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闻肴、张艰、傅愚责力、邢公碗(又名邢庆兰)、高华年、袁家弊等将西南诸省视为语言学研究的黄金地，尽量加以发掘。他们在研究中注意到民族语言研究与民族学的结合，涉猎了民族学问题，将民族学的理论与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民族学理论出发，研究民族语言问题;另一方面，从民族语言材料入手，探究民族学问题。民族学理论的引入，帮助民族语言学家更好地去认识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使民族语言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又为民族学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早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初期，民族学家就进行了包括民族语言在内的文化整体的考察。同时，一批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也开始进行语言学的调查与研究。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萨皮尔(E.Sapir，1884一1939年)的学生、中国非汉语研究的创使人李方桂，在20纪20年代末留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曾调查广西的壮族语言和瑶族语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对贵州的侗族、水族语言和云南的壮族语言、傣族语言进行研究。赵元任在抗战之前就已对瑶族聚居区的语言文学作了实地考察。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语言组的罗常培教授(1899一1958年)将自己的研究领域由汉语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先后进行了傣族语言和傈僳族、纳西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白族、苗族等多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发表了《贡山球语初探》、((茶山歌》等语言学调查研究成果。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的助研究员张棍在20世纪40年代对四川、贵州一带的苗族、瑶族、藏族等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为他以后在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此方面的语言学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闻有对羌语音系、嘉戎藏语语法等项专门问进行了调查研究。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傅愚力对纳西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
民族语言学家对于民族学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通过民族语言学家的调查，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和很有说服力的参证资料。例如，李方桂在《龙山土语》中发表的语言材料，不仅有故事和山歌，还有讲婚俗和葬俗的材料各一篇;李氏的学生邢庆兰在关于云南罗平县境内的台语(即傣语)的调查中，有亲属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宝贵材料;罗常培的弟子马学良1944年到云南去研彝族语言，在当地搜集了2(XX)多册彝文经典，种类有祭经、占卜、律历、谱谍、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川由民族语言学专家从事的这些资料搜集工作，由于语言记录和翻译准确，而强化了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