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传统五种社会形态分期的方法，我国自夏代便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政权，吏也应随之产生。关于夏代历史，在许多方面仍流于传说，目前尚无法知其详。商代官制日臻完备，但因史料阙如，对其吏制，亦无法妄加揣测，因此，我们目前对吏制起源的研究只能从西周开始。
若按后世对官与吏的区分标准——任命，西周时与吏对应的当为“九命”之外的政府管理人员。所谓“九命”者，《大戴礼?朝事》日：“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也，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周礼?春官?典命》的说法与此相同。《周礼》中的命乃是与西周等级分封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一种官、爵相结合的职官制度。命数愈多，则官位愈高，爵位亦如之。其最低者为一命，孙诒让《周礼正义》日：“一命受职者，职与爵相兼，故《曲礼》注云，凡仕者一命而受爵。《通典?职官》云：‘周礼爵已命士……一命之士，职爵俱有也。”’一命以下之“不命”者没有爵位，当然也不能成其为官，倒与后世的吏比较相似。一般认为，士是贵族中的最低一级，但从前面所述西周“九命”情况来看，士有一命者，亦有不命者，不命之士则已失去贵族身分了，但其身份仍为士，其地位比普通平民地位还是要高一些的，说明“不命”也是一种身份。
一般平民若供职于官府，即相当于后世的吏，当时的说法叫“庶人在官”。据《周礼?大宗伯》所见，在官庶人的名目很多，大抵有府、史、胥、徒、工、贾、奄、阍人、内竖、胥师、贾师、司稽、肆长、邻长、瞽嚎、袜师、舞者、神士、虎士、狂夫、马医、圉师、圉人、罪隶、蛮隶、夷隶、貉隶等诸名目。以上这些名目之中，有的是在政府机构中供职的吏，但更多的是职役，尚不能与后世的吏相提并论。如奄、阍人等当为宫廷内的服务人员，工、贾等则是在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均不是吏。有的则明显属于奴隶之列，如罪隶、蛮隶、夷隶、貉隶等的身分极有可能就是奴隶，也与吏职无关。一般认为，府、史、胥、徒才是后世吏的前身。据《周礼?天官?宰夫》记载，宰夫之下有大夫、士，士下面便是府、史。孙诒让疏云：“案宰八职云，五日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日史，掌官书以赞治；．．…?云凡府史皆其官长所自辟者，明府史即庶人在官者，不命于王也。”在这里，孙诒让区分官与吏的标准乃是任命，因府史皆“官长所自辟”，而非命于王，所以不是官。府、史之下，又有胥、徒，孙氏日：“贾疏云：案宰夫八职云：七日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日徒，掌官令以征令。”孙诒让认为府、史、胥、徒：“同为庶人在官者。析言之，则府史尊于胥徒，亦得与不命之士同称士。”孙氏不仅列出了府、史、胥、徒四者的职掌，还指出了其中的差别，即府史尊于胥徒。
府史“官长以礼辟除，明不以役法征之也”。他们得与不命之士同称士，而胥徒连“不命”的资格都没有。赵世瑜先生据此认定，府、史是后世吏的前身，胥、徒则相当于后世的职役。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但笔者认为，仍有可商榷之处。从前面所列的胥、徒职掌来看，与府、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职责仍为簿书、律令(官令)之类，与后世之吏完全相同，与职役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至于其地位高下有别，倒是很正常的，因为后世之吏员亦有地位高下之分，汉代有百石之吏，其下还有斗食、有秩之类。因此，胥、徒与府、史虽有高下之分，但仍属于同一阶层，区别并不是很大。清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卷3《乡兴贤能论》中日：“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俞氏将整个士阶层列入“选举”之流，有失宽泛。但他认为府、史、胥、徒四者，均“选举”自乡里贤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倾向于认为府、史、胥、徒均为后世吏之前身。
此外，各族贵族之家臣亦与后世吏胥有相通之同。《周礼?春官?大宗伯》“六命赐官”条郑注云：“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诸侯。”从任命方式来看，与府、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