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奴隶制度下，各级贵族所任命的家臣中，有一些可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奴隶，他们的社会身份也决定了与后世之吏不属于一个阶层。《周礼》中记载的在官府中服役的人员种类、名目繁多，除与文书、律令打交道的府、史、胥、徒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名目，多与文书无关，如前面所列举的肆长、舞者、神士、虎士、狂夫、圉人、罪隶等，还有诸如场人、廪人、虞人、牧人、封人、行人、舌人、侯人等，这些人虽然同在官府服役，但地位是不同的，有的身份可能为奴隶，有的可能是“在官庶人”，他们的职责颇与后世的吏役较为接近，可以看作是后世吏役的前身。当然，要将严格意义上的吏与吏役、职役完全区分开，也是一件很难的事，非唯先秦如此，在秦汉以后行政体制中，二者有时也是很难截然相分的。
以上我们从吏员任命方式出发，初步探讨了先秦吏员制的起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把后世之吏与先秦之吏一一对应是很困难的，也是不科学的。因为战国、秦汉以后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结构，与周代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职官制度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所以将其任何制度完全与周代比附，都是机械的、不科学的。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旧制度日益瓦解，新制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集权、专制的官僚体制逐步取代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分封制，吏员制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后世之吏胥制至此才真正形成。
笔者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提及吏的职责问题。这种职责虽然不能作为区别官与吏的标准，但从其职掌进行进一步分析仍是有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多方位、多角度地对早期吏胥制度进行分析与探讨，从而对吏的起源问题作一些补充性的研究。我们知道，在中国二千余年的官僚体制中，吏员最基本的一项职责就是与案牍、簿书等文书打交道，所谓的“守簿书，定期会”、“职簿书，听诉讼”等都是针对各级吏员而言的(当然，吏的具体职责远不止此)，从秦汉至明清，无不如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秦汉及其以后的吏与先秦史官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为周代史官的基本职责主要也是文书、簿籍之类的文牍工作，与后世之吏员颇为相类。
“史”字出现甚早，甲骨文中已有此字，先秦史籍中以“史”命名的职官名目很多，有卜史、筮史、大史、内史、御史、中史、史正、书史等，也有单独使用者，如《尚书?金滕》篇中有“史乃册”的记载，《国语?周语》载：“故天子听政……史献书。”《仪礼?聘礼》载：“史执书。”这方面的例证还有许多，无需赘举。至于史之最初含义，历来争议颇大，但无论史官之源起如何，其职责确实与文书、律令密切相关，如《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政府中起草、保存这些典册的人称作册，又叫内史。可见，掌管官府之典册确为早期史官之重要职责。周代史料中，这方面的记载很多，阎步克先生在其《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口]一文中已有精辟的论述，笔者完全赞同阎先生的这种观点。朱希祖先生在其《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中总结早期史官之责任时说：“周官五史，大抵皆为掌管册籍起草文书之人，无为历史官者。唯五史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府史之史则为下级书记耳。”[4]从朱先生的论述来看，周代的各种史官地位虽不相同，但其职掌并无根本区别，其高级史官主要为君主服务，低级史官则为各级政府服务。从这个意义来说，低级史官实为后世吏员之前身，金毓黻先生亦持此种观点，他说：“史之初职，专掌管文书及起草文书，略如后代官府之掾吏。”
另外，明律令、听诉讼亦是后世吏员之基本职责。秦汉之时，各级政府中均设决曹掾、理曹掾，至明清时仍设有刑名之吏，吏员主法之责，未尝中断。先秦史官典掌“制度”，这种“制度”本身就对整个社会有普遍的约束力，具有律令的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不仅来源于各项制度，同时又是各项制度的具体化。周代史官典掌制度是没有问题的，如《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载有“楚子使问诸周太史”的记载。之所以问诸史官，就在于史官负责管理国家的典章制度。与典章制度相联系的律令法规，也由史官执掌。因此，先秦史官又是后世法吏的前身，清代学者章学诚已发现了这种联系，他说：“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