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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生长点,在现代心理学和教育研究中,智力始终是一个永恒而有魅力的话题,它通常用作表示个体差异的重要方面[1]。研究智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个体的智力开发,由于智力是响个体未来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现代教育的需要,也是提高全民族和全人类素质的需要,因此“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十分必要。
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虽然对智力的本质仍然争论纷纷,但随着对人和人性两重性认识的不断深入,智力研究者开始逐渐从先前的以自然科学技术探索智力的内部结构,转向注重智力发展的外部环境,立足从社会生态方面对智力进行研究,表现为智力的生态化研究(也称智力的跨文化研究)受到重视。特别是随着人类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深入,智力研究者日益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文化对智力、智力发展及智力特征的制约性。社会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生态文化,重视社会文化与生存环境中的文化成份对智力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致使智力研究中出现了生态文化的研究趋向[2]。
早期智力的跨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知技能和认知风格,早期西方跨文化心理学家通过对不同原始部落的调查发现,生存环境会影响个体社会化过程,会选择性地提高成功适应所必需的某些技能,因而生活形态不同的部落成员认知特长不同;二是平均智商的差异,这方面美国心理学家作了大量研究;三是关于认知发展的差异,主要是对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验证。这些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智力水平及智力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国内现有跨文化比较研究来看,各民族智力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即相对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儿童的智力发展明显“滞后”于发达地区的汉族儿童,这更加说明跨文化智力开发的重要性,只有加强跨文化智力开发的力度,才能更好地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然而,尽管自科学心理学创立以来,有大量的培养儿童青少年智力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在主流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难以适应少数民族和亚文化群体的际需要。而我国关于跨文化智力开发的实践和研究几成空白,这一方面是由于跨文化研究本身的困难,因考察文化和能力的关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正如美国跨文化心理学家马尔塞拉所说:“这的确是一个昏暗的领域,处在这个领域中,无论走向何处,都会遇到理论陷阱”[3];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国跨文化心理学起步较晚,我国学者郑雪指出:“我国跨文化研究在智力研究方面的数量还比较少,质量也有待于提高,不少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对智力理论的验证,或者是用智力测验对不同民族的智力水平进行简单的比较”[4]。
杨宗义教授认为,智力开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智力开发是把智力资源作为与其他一切资源并列的一种特殊资源,通过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发现培养各种人才,提高全民素质,并以此促进社会发展;狭义的智力开发仅仅是对儿童的智力教育,包括早期教育和学校教育两大部分[5]。关于广义的智力开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益和中肯的建议[6],但对于研究者而言,似乎应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狭义的智力开发方面,从而为广义的智力开发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教育研究者必须也只能更经常地直接研究教室问题,才能使跨文化的学校对少数民族学生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