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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原因此时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首先起于十月革命的推动。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其后,苏联积极在中国发展势力,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必须首先实行民族民主革命,解决民族压迫及民族束缚两大问题,该会对推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孙中山是国内对十月革命的最早关注者。革命爆发后的次年7月,他致电列宁云:“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提议“中国革命党和俄国革命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1]1920年 4月,俄国第二次对华宣言正式见诸中国报端,真诚许诺放弃帝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领土。
中国各界致书苏俄政府和有关组织,表示愿与苏俄政府和人民完成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事业,苏俄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俄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在1922年致孙中山信中说:“我要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和人民是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并热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由人民政府领导的、彻底摆脱外来政治或经济压迫的统一、进步的国家;我还要强调指出,我们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想侵犯中国人民最充分、最完全的自决权, 中国人民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我们对中国人民进步的解放力量是完全同情的。”[2]这更鼓舞了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道路求得民族解放的决心和信心。 其次是威尔逊主义的影响。1917年2月,美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宣布了战后处理世界问题的14条,其中谈道关于殖民地问题:“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殖民地人民的公意,当与政府的正当要求共适权衡。此种主义, 各国须绝对尊重,不得丝毫假借。”
关于民族问题:承认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3]而且“当视最弱国之利益,犹神圣不可侵犯,若最强国之利益也……此即吾人所谓永久之和平。”[3]他在巴黎和会上信誓旦旦要铲除如“大国侵凌小国; 以武力威胁不愿受治之民,建设帝国;少数人用其强权,使世界从其志愿而以人民为刍狗是矣”等战争祸根。[4]要求对弱小国家和民族应“先顾彼等之利益,而后可利用彼等以谋自己之利益。”以上俨然以弱国小国代言人自居的言论,客观上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起了鼓舞和推动作用。中国当时的舆论称威尔逊主义“光焰万丈”。这同样成为威尔逊主义破产后中国掀起全国性爱国运动的重要推动力:威尔逊的行动没有结果,但其主义的精神继续激励着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