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说过1句很有见地的话，大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史及外国文学史的1个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现代杂文的兴起。
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杂文，必然要说到鲁迅，谁都知道，他是中国杂文的旗帜人物。
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魂”鲁迅的研究，还是很需要深入的。比如说，假设有人出了这样两道选择题：1，鲁迅的杂文质量——高，1般，低；2，鲁迅的杂文产量——高，1般，低。我相信，1般人都会选择两个“高”。其实，第2道题选择“高”，错了，因为这是想当然。正确的答案是“低”。
且看如下事实——鲁迅杂文产量的统计：
《3闲集》：1927年——8篇；1928年——14篇；1929年——12篇。《2心集》：1930年——11篇；1931年——27篇。《南腔北调集》：1932年——10篇；1933年——41篇。《伪自由书》：1933年——43篇。《准风月谈》：1933年——64篇。《且介亭杂文》：1934年——36篇。《且介亭杂文2集》：1935年——48篇。《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14篇；附集：1934年至1936年——21篇。
这是鲁迅杂文创作最旺盛的10年的统计。加上《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杂文，以及各集的序跋与少量佚文，10年的总产量大约也就是4百多篇，平均1个多星期生产1篇杂文。
鲁迅的杂文，产量低而质量高，文字少而影响大。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对当今的文艺创作，也很有启示意义。
在哲学上，有1个命题：没有数量便没有质量。这个命题可以外延到文艺创作上：没有作品本身，哪来的作品质量？但是，在文艺创作上，并不是有了数量就1定有质量。数量高而质量低，就是1个误区。当今的杂文创作，就进入了这个误区。鲁迅的杂文产量如果和当今1些杂文家的杂文产量相比，简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特别是当今那些时评式“杂文”流水线的写手们，其产量会是鲁迅的数倍、10倍。然而，如今的杂文家，有能够和鲁迅相提并论者么？恐怕没有。而且，不止是杂文界。古往今来，整个的文艺界，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唐朝的王之涣，1生写的诗，其数量可怜得很。《全唐诗》中只有他的6首诗。在全唐诗“拾遗”中，1首也没有。然而，王之涣却成了大唐诗国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白日依山尽”、“黄河远上白云间”等6首诗几乎全是传诵之作，为大唐诗作之经典。有1次，他和几个著名诗人到1家休闲场所，听歌伎们演唱，并相约由歌伎对作品的选择来确定诗作和诗人的排行。王之涣很自信地说：最好的歌伎，必定是演唱他的作品！果然，大轴演唱的，正是王之涣的诗作。与王之涣相比，清朝的乾隆皇帝，1生写了上万首的诗，并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推广自己的“御制”，有些诗还刻在了石碑上来加以传布。结果呢?有1首流传开了么？中国古典文学“4大名著”时期，长篇小说的产量低得很。而今，全国每年的长篇小说，产量在78百部之巨，可有几部能够赶上“4大名著”的传播影响？据说，全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集），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可被观众公认的剧本、表演质量双佳者，能够占到总产量的千分之1还是万分之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物理学中有1个“能量守恒定律”。1个文艺创作家的创作能量——精力、时间、生活积累、对象观察等等，在1个时期也是恒定的，不是无限的。这个能量，可以转换为作品。创作能量等于作品质量和产量的和数。作品质量和产量，看作两个加数，是消耗创作能量的两个方面。在创作能量守恒的情况下，产量数值越大，质量数值越小。相反，10年磨1剑，像鲁迅说的“作品写出来要多修改几遍”，把创作能量较多地分配在质量上而较少地分配在产量上，才有可能有高质量的作品出来——尽管只是有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追求产量，必然影响质量。有的人想超越这种规律，又要提高产量又不影响质量，那等于想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怎么可能呢？鲁迅之所以创作成功，在于他清楚并遵循了这种规律。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第1条就是强调吸纳创作能量（“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1点就写”）；第2条就是提醒文艺创作者们要遵循文艺创作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文不在多，有质才行；宁吃鲜桃1口，不吃烂杏1筐。当今，人们似乎对文艺创作的质量总是很挠头，有点儿茫然。其实，看看鲁迅的杂文产量，就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