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四川藏茶业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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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1881)，四川总督丁宝祯奏改茶章，实行定岸招商，按引征税，取消各县就地征税办法。天全定为五属(雅安、荥经、名山、邛崃、天全)茶岸之一，岁定引额，茶商自领，不给摊派。商户营销自主、灵活、积极，促进了茶业复兴。光绪九年(1893)，英、印茶叶开始涌入西藏，南路边茶受到严重打击，销票锐减，天全部分茶商被迫停业，茶叶积压。《西康综览》对此有较为详细记载:“在康营茶业者，分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帮，此五属茶商系私人经营，票引领自四川，并无联合组织;以荥、雅、名、邛所产为大路茶，天全为小路茶。前清各帮商人曾组织边茶公司，于宣统二年成立，将所有散号一律停业，改良制法，革除积弊，一时勃兴，局面焕然。并拟举办商业学校及康藏商团等事。唯以经理未善，操之过急，复以小资本之散号素不满于该公司之组织;民国初建，国内骚然，遂行瓦解，各自经营，间有掺以赝品，茶质杂矣。继而茶商互相夺利，购茶商人乘机挟制，小本者则滥行趺价，大茶号则赊帐交易，复因印茶输入，大受影响。将来之危机如茶园荒芜，印茶侵略，假茶充斥等，皆为目前应行设法衬救者也。”[1](P343)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对藏用兵，茶叶生产受损，边茶销售急剧减少。军阀沿用“茶引”旧制，强迫茶商包销，无论销售与否，照例收缴课税。特别是防区期间，实行“从价课征”，“先课后票”等办法，税率增至40%，附加繁多。在雅安的碉门，一些茶区出现毁茶作薪现象。茶商也不堪苛税重负，或欠税逃亡，或停业、倒闭。尤其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川“二刘”之战，刘文辉败退西康，为济军费困难，大肆进行搜刮，茶商被搜刮尤甚，天全茶商倒闭10余家，边茶产量大幅度下降。据史料载:经康定行销藏区边茶，由民国七年(1918)的400万公斤，降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20万公斤。民国二十八年(1939)西康建省，为抵制“中茶公司”在康建立分支机构，争夺茶利，成立“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对茶商实行兼并，强制茶商集股。《西康综览》记载:“二十八年省府成立，对于雅茶之改进，不遗余力，曾与中国茶叶公司及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暨茶商茶农等组织雅属茶叶改良委员会，计划雅属各县茶叶产销之一切改良事项，所有经费及事业资金，由各方面共同筹措之。建设应为增加茶量起见，已睩创设雅属茶叶改良场;又为改良出品，则创设制茶厂，并指导茶商组设边茶运销公司，改良其包装，检验其品质，评定其等级，集中运销至边地及国外，推广其销路，以期恢复昔日西藏之市场。”[1](P343－344)天全茶商高泰昌、高国昌、黄复员等入股2万余元(以康定存茶、法币折价计股)，公司下设茶叶制造厂10个，第九、第十厂设天全。规定茶农卖茶必须卖给公司，不许出境。收购茶叶时压级、压价、扣秤，逼得茶农铲茶种粮。同时，又以高价向藏民出售成品茶，使藏民不堪其苦，转而求购印茶。由于公司大权掌握在官股和大资本家手中，入股的中、小茶商处于无权地位，无心经营。加之公司内部纠纷频发，致产销一年不如一年，在一些有影响的私股茶商带动下，退股现象严重。民国三十三年，陕西茶帮的“义兴”、“聚诚”、“天兴”首先带头从“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退股，四川茶帮的“孚和”、“永义”随后退股，退股之风迅速漫延，而新开办的茶号达50余家。民国三十四年(1945)前后，官僚资本相继投入边茶行业，如西康公司、利康公司、兆裕茶号和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合作社等。由于官僚资本的冲击，旧有茶商处于劣势，仅能凭借长期的信誉，在明争暗斗中求得生存。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天全茶商仅存23家，年经营茶叶7千担左右。

西康建省后，当地主要茶商有四大类。陕西商人是当地组织性最强的一类茶商，“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这一在当时川、康地区流行的俗谣表现了陕西商人经商的韧性。“今日西康汉商陕人多于川人数倍，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锐敏;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谓现在西康商业在陕人手中，殆无不可。此因由于陕人善于远道经商，历史上亦有关系。”[1](P346)川商多学陕商逐步发展而来，一般规模较小。喇嘛商也是西康省当时重要的茶商力量。“西康各大寺院皆自经营商业，资本由各喇嘛凑集，公推经理一人，称为充本，负责经营，普无薪水。每二年结帐一次，换推一人，但不得连任。赚钱若干，全数缴纳管家大喇嘛，作为经祀神祀年禳动之费。大寺每有商业数家，由副反应中喇嘛自行团结筹资经营，资本以秤计，每秤五十两，有至二十三午秤者。”这与其它寺院商经营模式相似。这些喇嘛商以经营茶叶主为，而茶叶的主销地是西藏或者其它藏区，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经营过程通常较为顺利，且欠债者多会按时偿付。《西康综览》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情况的存在:“所经商业以茶为主要，大都自炉城运茶至藏，又运货回康，为绢绸、布……又兼营借贷生息，利息概为每月五分以上。如有欠帐不还者，喇嘛寺于跳神时咀咒之。番人畏咒，无敢欠者。”[1](P346)最后一类是土司商，这些大商家一般不亲自参与经营，而是依照严格的方式雇人经营。“西康各土司大都经营商业，资本派于民间，委头人之能经营商业者经营之，称为涅巴，亦二年一换，不给薪水。赚钱缴归土司，作经修造祈祷等用。蚀本则由涅巴赔偿，亦赚财之一道也。”[1](P347)正是这种严格的管理与代偿方式，保证了土司商人高额利润的获取。这些商人无论是否有组织性，均以私人经营为主。

一、雅安茶商种类

私营茶商。《荥经县志》载，在雅安荥经县，南路边茶原无专门的茶商经营。在清朝，荥经县被立为南岸后，才开始有专门的茶商报引立案设号，产销一体。当时开业的私营茶号有姜记华兴、裕兴，王记大顺、洪顺、长盛元、亿盛、朝兴、长升，刘德安，蒋吉泰，徐福元等(长盛元、亿盛、朝兴、刘德安于民国时歇业)继后有姜永寿之公兴，姜德之之又兴，姜伯衡之全安隆，姜廷珍之全安同，兰翘云之荣泰店，徐建章之宝兴，朱晓楼之裕康，陈伯昌之成康，朱开华之泰康，程秉恒之恒盛，田芳兆之兆裕等等。以华兴、大顺、荣泰三大茶号规模最大。至1950年，全县私营茶厂尚有9家。次年，鸿兴(姜尚文)、荥兴(兰光廷)公私合营，定名中兴茶厂，泰康、尉兴生、宝兴联营成立协康茶厂。

民国时期，除了外来茶叶竞争外，国内藏茶茶税日益走高。1935年康定茶商在《为茶业凋敝，恳请减轻税率、免除苛捐以苏边商痛苦》中有:“就金玉茶买本言，每包约值大洋一元，纳税三角有奇，税率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加入脚费计之，税率已达百分之十几。按之常关值百抽二小数(点)五之税率，已超过十余倍。”同年7月，茶商们给驻康定军长李韫珩上书，陈述康藏茶叶市场的严峻形式以及商茶经营的困境。民国二十七年(1938)，康定锅庄已经只剩13家维持经营。

锅庄是康定独有的茶叶经营馆驿。《西康综览》载:“锅庄为康定所独有，为他县所无。在未入康及不明康定情形者，或以为制造出售铜锅铁锅者。二十六年入康调查各情，遄返内地整理报告，友人乍见即作如是感想。究其得名之始，或因康人应烹煮食物，恒以长柱形石头三块埋于土中，或栽三根成三角形置锅其上，遂以名之也。锅庄萌于何时，殊难确考。然以安家锅庄之家谱，考查五百年前即已创业。江家锅庄则成立于明洪武年间。余如包家锅庄、扬家锅庄亦皆成立于明代。”[1](P349)锅庄之名的由来虽只有这种推测，但与商业经营的联系却不容抹杀。在元、明时期，西藏商人常以各地土产，如羊毛、皮革、麝香、虫草、鹿茸、贝母、赤金物品到康定开展贸易，易回粗茶、布疋等物。当时的康定是一个荒凉的山村，前来贸易的大量商贾无处可住，只能在住宿之地搭架帐蓬，竖立锅。如此为时既久，“建筑房屋，或为远商来康招待之所，或为明正土司分封大小头人觐见时来康止宿之处，名曰‘督吉’。”[1](P349)据《西康综览》记载，最早的锅庄有四家，即瓦斯碉包家锅庄、铁门坎汪家锅庄、大园罗家锅庄及石门坎木家锅庄。他们原属明正土司，各自分担差务。后因关外各大小土司朝贡差务日繁，原有锅庄不敷应用，由四家而增为十二家，各直属三家，代分差务。锅庄的运营自清朝后一直保持了专门的模式:“……清代已增为四十八家，而锅庄性质亦已变为旅馆。国外商人至康，无铺店，货物即堆存锅庄之内。锅庄主人代为介绍顾主，抽取佣金百分之四，来客购买货物亦取百分之四以作佣金，其佣金皆曰‘退头’。”[1](P349)实质发展成为进行商业中介业务的有着固定场所的馆驿。1950年康定税务局统计，康定锅庄有25家，分布在北门、南门、子耳坡、白土坎、瓦斯堡、参政路等处。商会、官商或官商合资。西康建省之前，商会组织在四川地区较为混乱。“昔时组织漫无规律，自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商法条例，以上海线、汉口、康定三处定为总商会，他处名为商会，以便稽查国内外商业进出情形。”[1](P347)西康商会建立后，对组织茶叶的生产经营起到了较大作用。“西康商会地位实与他处不同，但现时康定商会仍名曰‘康定县商会’。自建省告成从事商业之整理虽有指导组织各同业公会之拟议，而于商会指导，亦未可忽也。”[1](P347)民国22－25年(1933－1936)，民国36(1947)至解放，陈兴元、胥梓良先后到荥经县分别兴办四丰合、世昌隆茶号。民国28年(1939年)成立康藏茶业公司，荥经设制造厂，公兴、荣泰、荣兴三茶号入股加入，除荥兴中途退出独办外，直到1951年。以上均为官商合资企业。民国32年(1943)至解放前，曾锦光兴办中茶公司藏销茶叶精制厂，属官僚兴办企业。国营茶企业。1951年1月1日，国营荥经茶厂建立，并于当年投产。随着边茶业务不断发展，逐步改建、新建厂房，仓库和生产设施，被列为全国南路边茶定点生产厂。

二、天全茶厂与茶商分析

在1950年前后，四川的藏茶茶商与企业经过了较为复杂的变化。从天全县的天全茶厂演变过程可发现这一过程的诸多特征。《天全县志》载，天全县1950年2月恢复边茶生产，同时在私人茶叶生产经营者中募集资金入股，合资经营茶叶。私营联合茶厂于1950年4月成立，厂长高鉴清，副厂长高梦鹤，会计刘登桂，事务王鸿昌，业务高铁如、李宝卿。股东有:高鉴清、高怀洁、高怀武、王鸿昌、李家骧、刘登桂、李宝卿、李家聪、高铁如、高仲威、张斗阳、高梦鹤等，雇员高光楷。同时，朱国锦在厂任军事代表，贸易公司经理柳永安负责业务联系。经营模式为:加工订货，产品包销，利润归厂，由政府提供贷款。联合茶厂的成立对边茶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51年6月，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私营联合茶厂转为公私合营天全中联茶厂，厂长高梦鹤，业务员骆明伦，李家荣。增设了茶叶收购站和流动收购组，以国家计划指导藏茶生产。1952年6月26日，天全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将公私合营天全中联茶厂改建为国营西康省茶业公司天全茶厂，由省公司直接组织领导藏茶生产。同时，在城关、始阳、滥池(今新沟)、大鱼溪、小鱼溪设茶叶收购站等流动收购组，并委托芦山县供销合作社代办茶叶收购，任命霍常俊为厂长，骆明伦为副厂长，会计组长卢家珍，业务组长刘世清，李家荣任工会主席。

西康、四川两省合并后，天全茶厂隶属四川省茶业公司雅安支公司领导。1956年10月并入雅安专区农产品采购局。1957年4月，归属雅安地区供销合作办事处管辖。1958年5月，归雅安茶厂领导，实行厂站合一，隶属雅安专区商业局。1962年7月，划归四川省对外贸易局雅安专区办事处管理。1978年3月，外贸办事处改制为政企合一，天全茶厂为其下属企业。1980年10月，地区外贸局同茶叶支公司合并为雅安对外经济贸易公司，隶属该厂，真至1985年。天全茶厂为商业部定点边茶专业加工厂，生产“民族团结牌”金尖边茶，担负四川南边茶16%左右的生产任务。全厂职工由建厂初期30余人，增加到1985年133人，厂房占地19907平方米，建筑面积13752平方米，其中生产用地面积9352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113．2万元，年加工量达4万担，总产值为326．6万元。从天全县藏茶茶商可发现当时四川藏茶茶商的一些特征。数据来源于《天全县志》，时间为民国三十七年(1949)。具体信息与数据见表1。通过统计描述及相关分析，可形成以下推论。推论1:在23家藏茶商号中，有21家以两个字为商号名，只有“茶泰久”与“复元祯”为三字商号名。可见当时藏茶茶商偏爱两个字的商号名称。推论2:商号名称中，叫“庆发”的商号6家，叫“明顺”、“泰茂”、“德泰”的商号各2家，可见虽在同一个小县城，当时茶商并不忌讳重名，而更注重商号的内在意义的传达。推论3:23家商号中，只有两家拥有自己的商标，而且为存在年限均为200年的老商号。可见，当时天全藏茶茶商商标意识淡薄。推论4:存在年限140年(含)以上的商号有17家，占73．9%，按一代茶商经营50年计算，23家商号中，存在年限高于50年(含)有21家，占91．3%，即有91．3%的天全藏茶商号至少已经经营到了第二代。经营时间最久的是高筱甫的明顺商号，已经存在280年，即已经有5代人在天全经营茶叶生意。推论5: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商号的经营年限与产茶量、产值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当年产茶量与当年产值两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00．01，相关系数为1，表明二者间为线性关系，产量决定产值，见表7－3)，产值完成由产量决定。可见当时天全藏茶销路较好，处于卖方市场状态，表明了藏族百姓对藏茶需求量之大。

三、结语

以雅安为中心的四川藏茶业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并通过广大藏茶茶商的经营贸易不断传承下来。藏茶茶商是西藏传统茶文化，或者更广泛而言是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藏区茶消费的最重要保障者，也是藏族茶文化的有力推广者。他们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通过民国以来四川传统藏茶茶商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的不安定及贫穷落后状态并未使他们放弃对藏茶的生产经营。也正是通过他们的这种不离不弃的生产与向西藏和其它藏区输入茶叶，多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间断，并不断得到强化。（本文作者：赵国栋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