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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中国民族学史本身与世界民族学或整个社会科学史结合起来探讨,如果将一个学科的发展和一个民族国家地方性的社会特点结合起来的话,我们就会从中发掘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而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可能会令我们对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有更深的理解;另外,也会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在历史时期中的变化和发展。本文意在选取三个比较具有理论价值的话题,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史,作初步的论述,旨在抛砖引玉,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
“中国民族学史,是以民族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历程作为研究对象的。”[1]这是王建民先生所著《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的开场白。对于这样一个并非缘起于中国的学科,历来都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被研究和表述的。然而这本《中国民族学史》则是要叙述民族学在中国——民族国家地理疆界内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在《开放社会科学》中,华勒斯坦等人指出:“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每一个人都假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空间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2]在某种意义上,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就是该学科中国形态的制度化及其延续的历史。
相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史来说,关于中国境内民族学知识的发展及其传统的发掘,意味着在理论、实践和传统上对学科发展提出反思和新的挑战。在这种意义上,如果忽视了非西方传统文化资源在学科的民族国家形态中的影响,就会使追求普遍性的社会科学失去了众多人文世界的参考背景。这不仅会是中国民族学的遗憾,也应该可以看成是整个世界民族学的遗憾。因为一个学科的成长和延展,不仅仅是靠其中心的资源极端开发,在某种程度上,边缘世界对一个学科的接受和应用研究,也是学科逐渐获得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忽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人们忽视了对一个地区性族国家形态民族学的了解,也使人们忽视了边缘世界是全球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当萨林斯在反思西方人类学中主导的世界观是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宇宙观时,我们不由地怀疑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中,是不是也有一种主导的宇宙论呢[3]?这里,请允许我首先将“中国”作为一个本质化的文化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早在100多年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体现出来了。张之洞在比较了中学和西学的特点后,指出不能因为西学的东渐而忽视学的地位。言下之意,西学必定要以中学为中心来开展研究,西学是作为中学的补充。他这里所指的中学,基本上是中国人独有的宇宙论。然而,如果我们将“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去本质化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中国文化,有的只是多元的中国文化,那么我们就很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个同质性的宇宙论。同样,这个问题也存在于萨林斯对西方的反思中。
由于在民族学发展史上,其理论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表述出来的,在谈及古典进化论时,我们是在说民族学的英国形态,在谈及传播学派时,我们是在说民族学的德国形态,在谈及历史特殊学派时,我们则是在说民族学的美国形态,在谈及年鉴学派和结构主义时,我们说的是民族学的法国形态。这就如华勒斯坦等人说的,早期的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主要是起源于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和美国,“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对它们也主要是对那五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2]可见,民族学并非是一个与生俱来就在全球统一发展的学科,而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疆界之内推进的。
而当萨林斯彻底将这所有的地区性形态的民族学归结为一个宇宙论的衍生物时,我们就很快发现,民族学的中国形态的重要意义。虽然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宇宙论的影响,但是,我们还会发现中国本土的宇宙论也在自己的研究中逐渐会显示出它的力量。或许这就是我们追述民族学在中国发展史的重要意义所在。
其实,民族学的中国形态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国内学者一直执著追求的“中国化”。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关于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基本上体现了将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落实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之上。例如,对于西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梁启超曾提出:“原理虽无国界,资料确有分别,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学问,都有它独立的资料,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无。根据某种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重新搜集的材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性程度加增,或者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4]从这种认识来看,梁启超肯定地认为,西学在中国主要是充分开掘本国资料的基础上来发展,力求在科学主义路径上对学科理论发展有所推进。如果说梁氏的认识还只是在材料上注重中国的地方性的话,那么,孙本文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基本上强调了西学中国化中的价值取向问题。他认为:“要明了过去历史的背景,须注意历史给予我们的固有文化,因此必须对于中国文化加以全盘的研究……要保持中国的民族精神,并求有所发扬光大……应注意中国目前社会的实际需要。”[5]孙氏这种近似“中国中心”学科发展的思路,其实潜在着一种忧虑,即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宇宙观的丧失,民族精神的衰落。
可是,在中国民族学发展中重视应用之时,孙氏的这种忧虑就成为了一种现实。一直到20世纪末期,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呼吁时,中国民族学界似乎才开始意识到中国本土地方性多元宇宙观在世界民族学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学中国化历史过程中,学科回归“文化本我”的一种途径,也就是民族学中国形态立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