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西方审美观念的深层内涵，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审美范畴之中深深地藏着一颗内核——痛苦。美是由痛苦导出的，是痛苦情感的迸发。由痛苦升华为那震撼人心的之美，升华为那数的崇高与力的崇高，升华为那光辉灿烂之最高境界!西方的宗教美学思想，也与此密切相关。耶稣受难，正是一种由痛苦而产生的崇高之美。
痛苦产生美，崇高来源於痛苦，柏克正是这样为崇高下定义的：“任何东西只要以任何一种方式引起痛苦和危险的观念(the idea of pain and danger)，那它就是崇高的来源”。正因为柏克首先将崇高确定为痛苦与恐惧的升华，才使得崇高与优美划清了界线，使崇高真正成为一个美学范畴从美之中分离出来，从此开创了崇高理论的新纪元。康德从而和之，认为崇高是一种由痛苦与恐惧引起的“消极的快感”。为什么痛苦与恐惧会变成具有美学意义的消极快感呢?康德的解释是：因为崇高的感觉与美的感觉不一样，欣赏优美的花卉图案时，它给人一种直接的愉快，具有一种促进生命力的感觉。而产生崇高情绪时，人们首先感到的不是直接的愉快，而是恐惧、痛苦，面对危险异常、令人惊心动魄的大自然时，人们在痛苦与恐惧之中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加强烈的喷射!从痛苦恐惧之中发出惊叹与崇敬，心情在自然界的崇高形象中受到激动与震撼，这就是由痛苦之中迸发出来的震撼人心的崇高!叔本华认为，崇高源於那无法摆脱的痛苦，客观世界的可怕现象以战胜一切的优势威胁着意志，痛苦的意志被那无限大的对象压缩至於零。但是，人们以强力挣脱了自己的意志与利欲的关，对那些可怕的对象作宁静地观赏之时，这痛苦就升华为一种崇高之美。对於由痛苦产生崇高，现代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指出：“如果我们企图了解痛苦的表现为什么有时候能使人愉快的话，这种快感就恰好提供我们所寻找的价值的先验因素。”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什么是这“先验因素”呢?桑塔耶纳指出，人们往往认为：大灾大难的鲜明意象与产生崇高感的心灵的倔强自负，这两者之间的关是这么自然，所以崇高往往被视为有赖这些想象的不幸所感发的恐怖。当然，那种恐怖必须予以制止和克服。这种克服了的和客观化的恐怖，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崇高的本质。甚至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权威也似乎赞成这样的定义。然而，在这里，崇高的惯常原因和崇高本身却被混为一谈了。桑塔耶纳认为，所谓“先验因素”或崇高的本质应当是：“恐怖提示使我们退而自守，於是随着并发的安全感或不动心，精神为之抖擞，我们便获得超尘脱俗和自我解放的感想，崇高的本质就在於此。”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第163页。
无论西方学者如何解释崇高的本质，无论他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但其内核——痛苦——却始终是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西方的崇高理论，似乎有着一种对痛苦的热爱，尤其是在审美和艺术上，强烈偏爱於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美和令人恐惧的崇高感。这种以痛苦为核心的崇高范畴的形成，是与西方文化、宗教与文学艺术传统密切相关的。
桑塔耶纳认为，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权威也认为恐惧是崇高的本质。其实，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谈到过崇高，不过，这种由恐惧、由痛感转化为快感等基本观点，的确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来的。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就发现，悲剧会引起人们的一种乐此不疲的嗜好——“哀怜癖”，这种哀怜癖，喜欢欣赏不幸的、痛苦的事物，例如：“听到荷马或其他悲剧诗人摹仿一个英雄遇到灾祸，说出一大段伤心话，捶着胸膛痛哭，我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会感到快感，忘其所以地表同情，并且赞赏诗人有本领，能这样感动我们。”柏拉图：《理想国》卷十，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5页。对这种从别人痛苦中获取快感的哀怜癖，柏拉图极为反感，他由此得出结论：诗人“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因此他主张将诗人赶出理想国。从柏拉图这一相反意见中，我们恰恰可以发现整个古希腊社会当时流行着“哀怜癖”，发现人们对於表现痛苦与恐惧的艺术作品的嗜好。不难想象，古希腊悲剧中那残酷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令人恐惧的神怪，痛苦的煎熬……是怎样地激起了整个剧场观众的怜悯和哀思!亚里士多德正是顺应了这一审美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宣泄说(katharsis)。公开为人们的“哀怜癖”辩护。亚里士多德认为，喜欢欣赏悲剧，并非是“拿别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柏拉图语)，更不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欣赏悲剧，乃人的本性的自然要求。对人的本性，不应当压抑，而应当给予满足。这种对人性的满足，非但无害，而且还有益处。因为从痛苦的悲剧之中，能激起人们的哀怜和恐惧之情，并将之宣泄出来，从而导致这些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