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内核，经朗吉弩斯、中世纪神学家以及柏克、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至现当代的桑塔耶纳等人的进一步阐述和深化，终於在“崇高”这一美学范畴之中获得了理论的升华和归宿。实际上，“热爱痛苦”，不仅仅是崇高范畴的内核，也是整个西方文学艺术及美学理论的突出特色。尼采《悲剧的诞生》正是对这一特色的理论性总结。在这部名著之中，尼采用诗一般的语言，道出了由古希腊人奠定的这一传统——将现实的痛苦转变为审美的快乐。他认为：希腊人很敏锐地觉知存在之恐惧，他们对於自然之巨大的力量的不信任，被表现在那些令人痛苦的悲剧之中，贪婪的兀鹰在啄食那伟大的普罗米修斯，聪明的伊底帕斯的悲惨命运，奥得莱斯特变成了谋杀自己母亲的凶手……所有这一切令人恐怖的情节，“使得奥林匹斯从原本的巨大恐怖群，而慢慢地、一点点儿地改变成为快乐群，就如同玫瑰花在多刺的薮聚中扬葩吐艳一般。除此而外，生命还有什么可能会从这如此神经过敏的、如此强烈情绪的、如此乐於受折磨的民族中诞生下来呢?也是由於这同样的驱策力，使得艺术成为可能。”照尼采看来，即便是由痛苦变成了快感，其深沉的痛苦仍掩藏其中，“当痛苦的打击以一种愉快的形式被经验时，当一种绝对的胜利感从心中引起了悲痛的呼号的时候。现在，在每一个丰盛的愉快中，我们听到了恐怖之低吟与一种无可恢复之失落感的悲切之哀叹。”尼采：《悲剧的诞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4页。
总而言之，痛苦是文学艺术审美快感的真正来源，更是崇高范畴的真正来源，由痛苦升华为快乐，由痛苦升华为崇高，这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悲剧精神、西方宗教美学精神，也是西方崇高理论的核心论点。叔本华正是从悲剧的痛苦论证中走向了推崇宗教的涅?。崇拜康德与叔本华学说的王国维，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文学艺术的。他认为，生活就是痛苦，“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而文学艺术，就是要描写生活中之痛苦，求其解脱，升华为审美静观，“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痛苦与其解脱之道”(《红楼梦评论》)。这种以痛苦为核心的艺术观，正是叔本华本人观点的翻版。王国维的崇高(壮美)观点亦如此：“若此物大不利於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王国维认为，引起壮美的事物皆为极痛苦恐惧之物，如“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象，庐江小吏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红楼梦评论》)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 。除了王国维这种从西方贩运来的崇高论以外，中国有无与西方相类似的，以痛苦为核心的崇高观念呢?应当说，中国并非没有这种由痛苦而升华为文学艺术作品、升华为崇高境界之论。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即为一例。司马迁认为，文学乃是人们心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痛苦情感的喷发。当人们在逆境之中，在痛苦之际，在不得志之时，往往会发愤著书。他以屈原为例，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传》)这种由痛苦而升华为文学作品之论，其实也正是司马迁自己的深切体会。司马迁在受了宫刑以后，痛苦万分，他认为祸莫大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诟莫大於宫刑。因此，他“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