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的一个流行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的确，在中国古代，主张痛苦出诗人之论，代不乏人。钟嵘《诗品》评李陵曰：“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韩愈则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这种歌哭之思与怀，不正是痛苦使然么。陆游则深有感触地说：“盖人之情，悲愤积於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渭南文集》卷十五)
痛苦出诗人，发愤则著书，在这一点上，中西确有相通之处，即由痛苦升华为悲壮崇高之境界。
黄宗羲十分赞同韩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说法。认为那些传世之作，皆是逐臣、弃妇、孽子、劳人、发言哀断，痛苦之极的产物。而那雄浑之作，正是这极痛惨怛、哀怨激愤之中的迸发。他在《缩斋文集序》中评其弟泽望说，泽望“其以孤愤绝人，彷徨痛哭於山巅水遖之际”。痛苦郁於心中，其作品遂升华为雄浑之境界：如铁壁鬼谷，似瀑布乱礁，如狐鸣鸱啸，似鹳鹤縕笑。黄宗羲认为，这种文章好比天地之阳气，壮美刚劲。“今泽望之文，亦阳气也，无视葭灰，不啻千钧之压也!”《中国历代文论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不仅个人的痛苦如此，整个时代的痛苦也能酿成雄浑之美，“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在平时，昆仑磅礴，和声顺气，无所见奇。而在痛苦的时代，就会喷薄而出，升华为雄浑之阳刚大美：“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同上书，第264页。这段话，也完全适合於动乱的建安时代所产生的建安风骨。主张这种美来自痛怨激愤的观点，并不止黄宗羲一人，中国不少文论家对此都有所认识。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迹遇之於时势也。”(《文心雕龙·才略》)刘琨时逢永嘉丧乱，国破家亡，心怀郁结，欲展其匡世济俗之志而不可得，一种壮志难酬之气，激荡心胸，发为诗歌，则必然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其诗雄浑壮美，雅壮多风。李贽等人所主张的，更是忿愤激昂，欲杀欲割，发狂大叫，流涕痛哭的发泄。
尽管中西方都有痛苦出诗人之说，痛苦产生崇高美之论，但我们仍然不难感到，中西方对痛苦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对文学艺术中的痛苦有着特殊的热爱，他们认为，激烈的痛苦，令人惊心动魄的痛感，正是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正是崇高的真正来源。西方的宗教思想正与此一致。中国则与西方不完全一样，尽管中国也有“发愤著书”之说，“穷而后工”之论，“发狂大叫”之言，但这些并非正统理论。平和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论，才是正统的理论，什么激烈的痛苦，惊心动魄，忿愤激讦，这些都是过分的东西，都是“伤”、“淫”之属。因此，大凡哀过於伤，痛楚激讦之作，差不多都是被正统文人攻击的对象。屈原及其作品，即为突出的一例。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可以说是最富於悲剧性的大诗人。其作品充满了精采绝艳的崇高美。因而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推崇者，唯屈原一人。鲁迅认为，屈赋虽然终篇缺乏“反抗挑战”之言，但其“抽写哀思，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这位抽写哀思、放言无惮的悲剧性诗人，遭到了后世正统文人的激烈攻击。扬雄认为，屈原内心痛苦。投江自杀是极不明智之举。他认为君子应当听天安命，不应当愤世疾俗，“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班固则更激烈地抨击屈原为过激，而主张安命自守，不应露才扬己，愁神苦思，“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志，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暨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班固认为不应当有痛苦，更不应当表现出来，甚至无论受到什么不公平遭遇也应当安之若命，不痛苦不悲伤。屈原恰恰不符合这种“无闷”、“不伤”的要求，他内心极为痛苦，作品极为放肆敢言，情感极为浓烈怨愤，於是乎班固激烈攻击道：“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