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正统观念，数千年来，一直被中国文人奉为金科玉律，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中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也遏制了中国崇高观念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令人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悲剧，还是令人恐惧痛苦的文学作品以及叫噪怒张，发狂大叫，反抗挑战的崇高，都被这抑制情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抹去了棱角，被拘囿於“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无形囹圄之中，而丧失了其生命的活力，最终在“温柔敦厚”的训条之中失去了力量。难怪梁启超说，中国文艺“於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在“温柔敦厚”的正统观念的统治和压抑下，所有反叛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李贽之死就是一大明证。我们甚至还发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不少具有崇高色彩的作家作品，都是与异端密切相关。例如：屈原的放言无惮，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建安诗人的酒笔酣歌，李白不肯摧眉折腰，李贽的发狂大叫，龚自珍的疾声高呼……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家及作品的伟大，但是在正统文人看来，这些人大多是些狂狷景行之士，所以屈原受责骂，司马迁被说成是作“谤书”，曹操为“ 雄”，李白是狂生，李贽等人，更是令正统观念所不容。至於主张痛感的崇高理论，也不被正统所容，如韩愈及其弟子的怪奇奇之论，李贽等人的流涕痛哭，欲杀欲割之说等等。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为什么中国宗教不如西方及印度发达，中国究竟有无悲剧?如有，为什么与西方的悲剧不一样?如没有，那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悲剧?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学术界。近些年来，又引起了中国有无崇高范畴之争。笔者认为，不少人在探讨这些问题时，都忘记了追寻它们的最终根源——中西方对情欲，尤其是对痛苦的不同态度。
为什么中国没有西方那种给人以毁灭感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最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形成的这种抑制情感的“温柔敦厚”说在起作用。西方人宁愿在艺术中描写痛苦，欣赏毁灭的痛感，而中国人却尽量避免痛苦，反对哀过於伤，更不愿看到惨不忍睹的毁灭性结局，宁愿在虚幻的美好结局之中获得平和中正的心理平衡，而不愿在激烈痛苦的宣泄之中获得由痛感带来的快感。这种不同的文学艺术传统及不同的审美心态，正是西方崇高范畴与中国温柔敦厚诗教产生的不同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艺术传统里具有一种偏爱痛苦的特征，因此，西方宗教特别盛行，西方将悲剧尊为文学类型之冠，将崇高视为美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们都是激烈痛苦的最高升华。与西方相反，中国文学艺术往往具有一种尽量避免激烈的痛苦，尽量逃避悲剧的倾向。因此，即便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