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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虽然几经曲折，但因为得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市场取向，而逐渐明确并日益变得不可逆转了。尤其是1992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认定，彻底突破了理论界长期以来为之苦恼的非“社”即“资”的逻辑怪圈。这一突破，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有待重新思考的新问题，还把如何推动、完善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迫任务，摆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面前。致力于我国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小业，以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为使命的中国民族学，也面临着更新学科意识和研究范畴，卜富学科内容和研究命题，强化民族学的现价参与，充分发挥其“经世致用”之学科属性的任务。
长期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被当做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一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水火不相容地对立了起来。这种观念或认识的误区，除了受到简单庸俗化的“阶级论”的影响之外，还完全忽视了或者说是完个尤视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以社会化的商品生产为基本内容，以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为主要杠杆，才得以实现的。就是说，市场经济构成了迄今为止所有国家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当今世界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最为基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形态我国各族民要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逐步跻身于先进与发达民族之列，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与途径，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各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就是由市场来调节经济，调节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并通过此种调节来确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显然，市场调节反映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并在交换中实现价值增值，亦即获得利润;交换必须在流通过程中，亦即在市场上去实现。商品的流通与市场交换，遵循价值规律;遵循公平竞争、等价交换和优胜劣汰的原则。虽然为防止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可能掀起的某些经济与社会震荡，也需要有强有力的宏观计划和调控，但是，现代化走向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仍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运行规则，培育和酿成由无数市场主体，亦即由无数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所组成的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市场经济推动现代化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其能量的巨大，来自竞争导致发展的根本原理。
市场经济不仅具有调节社会供求关系的敏感机制，并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合理的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与经济资源的功能，而且，市场经济还是沟通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民族及区域之间的强有力的经济纽带。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条件下，我国各民族人民都不同程度地，也刻不容缓地面临着新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通过市场调节，逐步改变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合理的价格双轨现象即不等价交换。这将利于我国多民族聚居的西部诸省区，包括许多民族自治地方，逐步改变在计划体制下“失血过多”的状况，从而增强发展的机会、活力与后劲。我国多民族聚居的西部广大地区，同时也是我国“两源”(资源与能源)富集的地区，在由市场经济调节资源配置与生产布局的过程中，西部多民族地区也将逐步改变在全国经济格局里的现有地位。不过，还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一个时期内会出现各生产要素朝投资效益较好的东南较发达地区流动的倾向。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将逐步超越以地方性与民族性为特质的区域性市场，进而将把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日甚一日地卷人其中，从而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与社会联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将更加紧密。随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都将日益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由于市场经济的力量，我国许多民族的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封闭性，将被彻底打破;中国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都不可能孤立或隔离于世界其他民族而实现。打破民族壁垒的市场经济，必定使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经济共同性不断增强。
第三，市场经济将对我国现存的民族关系格局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现实生存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也客观地要求对我国现存的以优惠照顾为特点的民族策，作出必要的调整。
现存的我国民族关系，以政治上的团结，法律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互惠为指向。就是说政治上的团结，要通过法律和经济这两条途径去实现。在法律上已经基本实现各民族平等的状况下，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由于历史与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也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规则，我国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现状，存在一定的差距。除某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指标以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指标;而且，由于发展的不同速率，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有所扩大。
虽说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互惠的，但我国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的优惠与照顾，也是明显的事实，应该说，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效率原则和民族政策的优惠与照顾原则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用优惠与照顾性的民族政策，去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就有可能弱化少数民族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必然以发展的低速迟缓为代价;客观地说，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基数已逼近一亿大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国来说，来自主体社会的平调优惠，实际上也只能是很有限的，或者说是力不从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只是追求“事实上”的或现实结局的“平等”，而不是竞争规则的平等和发展机会的平等，那么，“平等”就有可能蜕变成“平均”，显然，它将阻碍各民族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因为这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根本原理。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市场经济不承认特权，级别和官本位，它只承认价值规律，只承认市场主体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平等，承认竞争机会与规则的平等;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面前，没有任何民族的特权，民族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市场经济也具有分化性的功能，由于在条件、基础和经验等方面的现存差距，在市场经济的效率与成本规则的作用下，总有某些参与市场竞争的人们会被无情地淘汰，就是说，市场经济可能会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不断地产生出差距。此种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虽然有可能导致某些政治上的后果，但它和法律意义上的“不平等”完全不是一回事。
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政策的目标，或许就在于既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原理和规则，使各族人民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就是说要使各族人民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竞争，促进各民族的发展;又要注意防止市场竞争在民族之间造成过于悬殊的差距，: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律与行政手段，扶助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民族，恢复其参与竞争的能力与自信。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发展的速率与民族的团结之间，寻找到一条或若干条较为可行的途径。
我国各族人民在他们各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各民族相互间源远流长的交流与借鉴中，既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它不仅为我国各族人民在现时代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还构成我国各族人民所致力于建设和追求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素材，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影响各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具体途径与方式。
毋庸讳言，包括汉民族在内，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七大都形成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在各民族的传统的社会生活形态中，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生产很有限，市场规模小且发育不完善。与此相适应，不少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态，也多以非商品生产或前市场经济，乃至反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为核心，或者以其为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