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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国前我国民族学研究简况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民族学资料十分丰富,但是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近代从西方传入我国的。中国正式使用“民族学”这一术语是在1926年。这一年,蔡元培写了《说民族学》一文,正式介绍民族学。
蔡元培是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曾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讲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他大力提倡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和调查,民族学在当时成为公认的学科名称。学科建立后,民族学者对西方民族学理论进行了广泛介绍,进化论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和历史学派等主要流派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他们还对国内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费孝通、徐益棠、杨成志、江应樑、胡鉴民、陈序经、凌纯声、林惠祥、罗林、李有义、林耀华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为学科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民族学得到初步发展。当时已初步形成一支民族学研究队伍;有关民族学的研究、教学机构增加;民族学、边疆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定期刊物已有近三十种,专著一百多种。清华、燕京、辅仁、中央、金陵、复旦、暨南、厦门、中山、岭南、云南、华西等大学都开设过人类学或民族学课程。
抗日战争时期,原来集中在我国东部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和大学向西部迁移,其中的大部分民族学研究机构迁到西南地区。由于研究者云集西南地区,推动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学调查研究,西南成为我国民族学的一个新的研究区域。与此同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和各大学陆续东迁原地。在东部地区,中国民族学仍保持了30年代的区域划分:即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北方地区。华东地区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研究机构和大学。代表人物有凌纯声、孙本文、徐益棠、芮逸夫、吴定良、胡鉴民等。华南地区以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为中心,代表人物有罗香林、陈序经、杨成志、林惠祥、徐声金等。北方地区以北京为主要基地,有燕京、清华、北京、辅仁等大学,学术气氛浓厚,主要代表人物有吴文藻、潘光旦、杨堃、史禄国、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等。北方地区的影响力最大。
可以说,建国前中国已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民族学专业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学资料。这为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建国初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十分复杂,但是历史上民族间不平等的关系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民族问题的解决。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建国前夕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改善少数民族社会地位、保障少数民族权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预示着中国的民族关系将发生根本转变:即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关系。同时也预示着中国民族关系史将揭开新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建设成各民族友好团结互助合作的大家庭。
但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并在军事上威胁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把大量的残余武装力量留在贵州、广西、湖南、云南、广东等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误信反动分子的挑唆,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有较深的隔阂和历史的偏见,有些少数民族群众甚至被反动派利用,反对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总之,建国初期改善民族关系及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任务十分艰巨。
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迫切需要了解全国的民族情况,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不信任和隔阂,为推行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实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创造条件。中国民族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他们参加了中央政府向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访问团、慰问团和工作队,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进行了慰问,广泛宣传了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了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