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家对文学论文十分关注，我们编辑小组在此为大家搜集整理了“ 试论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研究中的两个极端 ”一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长期以来，我们在汉语的特定语境中大量应用阿诺多、卡西尔等人的西方理论来探究严肃的艺术哲学问题，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艺术哲学的学科特性得以完善。例如，对少数民族艺术哲学论文的审视，就多借助民俗学、社会学、美学的全方位视角，对不同民族和民族艺术进行了深有见地的研究，这种研究构建了许多独立而零碎的艺术哲学天空，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理论视野，对少数民族艺术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但笔者认为还存着在两个严重的极端，那就是，很大程度上，我们忽视中国多民族的复杂国情的背景，一是过分强调“国家”乃至“汉族”的范畴，对少数民族的特异性了解不足，致使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研究长期陷于一种单一化、概念化的尴尬境地。另一极端，又对少数民族间的融合特性认识不足，忽视了不同民族的具体艺术形式在艺术哲学上所具有的普遍的共性。本文将以近20年来的西部长篇小说文本为例分析这两种极端的缺失。一德国美学家阿多诺对艺术的阐释是：艺术的概念难以界定，因为它有史以来如同瞬息万变的星座。无疑，文学艺术是艺术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分支。
90年代前后，我国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丁帆和王庆生等在《民族哲学史论文》和《当代文学史》中都对其大加赞誉，称其为“20年来我国文坛上最活跃的一支生力军”。英国形式主义者贝尔认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依我看，这有意味的形式同时也指向了形式背后的社会心理内容，文学作为一种最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向我们讲述当然不仅是文本表层的故事，同时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文学的显著特色在于对生活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复制、再现，像镜子一样，在光下，把生活复杂多样地显现。”当我们流连于文本所展示给我们的异族风情时，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尽管我们自称“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对家人显然是陌生和不熟识的，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隔膜”，这种隔膜显然是对强调民族共和的一种反叛，必然导致了多民族视角这一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研究基点的动摇。我们都知道少数民族由于发展受地域限制，人口繁衍过慢，影响到文化，特别地尊重生命，《黑骏马》里就有对生命特别尊重的一幕。回族作家张承志《黑骏马》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个情节非常发人深省，汉人主人公发现自己的未婚妻被人霸占并有了孩子，发狠欲手刃仇人，“岳母”却用冷漠的眼光看他，说：“犯得着为这事杀人，况且知道她能生育并不是件坏事。”从汉族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羞辱显然是难以忍受的，然而在长期生活在草原与恶劣气候作斗争的回人而言，生育与繁衍却是头等大事，如果我们忽略了民族论文在文化乃至性观念上的差异，而笼统地将许多民族的差异纳入统一标准，来寻求所谓的共同的“艺术哲学”，这种追问显然是不完整、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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