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变革时代与中国同性恋文学
在开始论文之前，我不知从何说起。性的世界如此复杂，而同性恋研究在中国文学界还很稀少，同性恋文学批评可以说并没有起步，专门从同性恋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在我国批评界还没有出现。作为申请学位的毕业论文，我知道我面临着危险和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文学状况和社会条件的相对不成熟。虽然同性恋话题在今天已经不再是禁区，但是，在公共领域和正式场所谈同性恋仍然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许多批评家羞于谈同性恋，或不屑于谈同性恋，或对文学中的同性恋问题采取漠视和蔑视的态度，大多数研究者则根本没有注意到同性恋问题，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有关。当然，也有少数研究者写了这方面的论文，但她们不提同性恋这个词，而是用“姐妹情谊”等不刺眼的词来减少冲击力，如戴锦华评论陈染的论文①。总的来说，同性恋文学批评在当前基本上是缺失的。在这种状况下，对于任何一个想做同性恋研究并且想把这种研究运用到文学批评中的人来说，他必然要面对危险。正如美国女性主义者芭芭拉·史密斯在对黑人女同性恋文学进行研究时所说的一样：“不论是从女权运动的角度评论黑人女作家，还是从任何角度评论女同性恋作家，其本身都是没有先例的，都是危险的。”②
然而，这块未知领域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一大堆问题吸引着我去探索，比如：同性恋一词何时在中国登陆？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身份到底何时出现？出现后是如何在生活中形成对传统异性恋身份秩序的解构的？而新的性别身份秩序的建构又面临着怎样的困难？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同性恋问题？同性恋现象对周围社区、环境、文化的影响如何？如何认同同性恋身份及其行为？在我看来，同性恋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身份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性恋者的现身在本质上对性别身份构成挑战，对周围文化的影响都是由这种“怪异”身份的出现而带来的。因此，我的论述重点将放在性别身份上，并试图对性别身份出现的新特征有所揭示。
在对同性恋文学中的身份问题进行研究之前，必须对同性恋文学出现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纵观人类历史，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中，同性恋事例从未缺少过，而不同的文化对同性恋行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西方同性恋文化中，众所周知的是古代希腊人的恋男童之风，著名的柏拉图精神恋爱实际上
是对男童的纯洁情爱，女子性爱也因为女诗人萨福而闻名遐迩。基督教文化则对同性恋做出了种种摧残和压制，1861年以前，男性同性恋性行为在英国被命名为鸡奸罪，触犯者要被处以死刑，著名诗人王尔德就因为触犯这一条而面临指控。而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及其亚文化环境，考察同性恋文学出现的政治文化背景，可以为我们研究同性恋问题打开广阔的思路。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中，有关同性恋事例的记载从来没有间断过，以写帝王将相的男宠为主的“佞倖列传”是中国正史中从未少过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中，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词，男同性恋者被称为“馀桃癖”、“龙阳癖”、“断袖癖”等等，女同性恋者被称为“对食”，如《汉书》的记载：“房与宫对食，元延元年中宫语房曰 ：‘陛下幸宫 ’”①。然而，明以前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不多见。直到明朝，社会上形成了男性同性恋的风气，尤其是明正德以降，出现了专门的男同性恋卖身的场所——男院，形成了京师、江浙、闽南三个同性恋中心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中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同性恋关系：京师中的官员与小唱、江浙间的士绅与小官，闽南的契兄弟、契父子。社会风气反映到文化上，就是明中晚期出现了一批描写同性恋的文学作品，至今闻名的有《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童婉争奇》等。晚明的男风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的京城出现了著名的相公私寓制，认同男性同性恋活动。
任何性活动和性文化的变化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据同性恋学者麦金托什研究，17世纪末的英国存在一个适宜于同性恋者生存的亚文化环境。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在远东的中国大地上，社会发生变化，学术界发生转向，为同性恋风气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亚文化环境。一般认为，明朝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朝代，同时又是一个高度放纵欲望的朝代。这并非偶然。首先，到了正德年间，明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封建经济较为发达，社会安定，生活比较富裕。在这种情形下，明朝的学术思想开始发生转向，而这种转向，正是朝着“灭天理存人欲”的方向发展，整个思想潮流经历了一个从心到身的全面解放过程。这个解放过程，是通过王阳明、李贽等思想家的努力而完成的。他们著书立说，纵容私情私欲，为明朝的纵欲思潮推波助澜，同时也为同性恋风气的形成准备了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
王阳明认为世界的本源在于心，“天理”不外于心而与心合一， “天下无心外之物”②，从而开创了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虽然仍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但他要求门生致力于发明本心，做到自由所如，任情纵性。在其门生王艮那里，王阳明的“心者，天地万物之主”被发展成“身为天地万物之本”，吾身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王艮明确表示他的“身”指的是七尺之躯的肉体。“尊身”就必须满足此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天地万物都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存在的。他说：“知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已，不以已依于天地万物。”③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是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悖离。随后的李贽，公开背叛理学。李贽认为，人应该顺从私欲而不应用理性扼杀私欲，公然鼓吹人欲，私利。他据此反对当时的道德规范，并为许多历史人物翻案，如对卓文君不待父母之命私奔司马相如表示高度的赞赏。①他还结合释道思想宣扬纵欲：“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②这种思想使得晚明士人普遍肯定人欲，张扬个性解放，追新逐异，造成了晚明士人纵欲思潮的形成和泛滥。
思想上的解放为晚明男风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这种思想解放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朝。至于同性恋在近代是怎样一种情况，而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在中国是何时和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从“五四”到1980年代同性恋话语基本上在中国文学中消失了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当历史进入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同性恋和同性恋文学重新出现。我想，这可能会给人类自身的性别身份及其与此相关的思想文化带来巨大的变化。
二、近二十年来的诡异身影
激发我们对同性恋进行研究的动力往往来自于近期的一些社会热点。2003年4月1日，著名影星张国荣跳楼身亡，一时轰动了整个文化界。张的同性恋电影在那些天重新热播，而大众更感兴趣的是其自杀的原因竟然是对同性伴侣及同性恋的绝望。这位以演同性恋角色闻名的影星最后以死让人们见证了同性爱的执着和凄丽。此前中国普通大众对于同性恋行为和性取向基本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或者接受，或者理解。最近一版的新浪网页，做了一个有关性爱与性别关系的问卷调查，如下：
您认为爱会走向无性别吗？
共有 34729 人参加
选项比例票数11、这是一个荒唐的问题18.18% 631422、因为社会在进步，所以肯定会的54.03% 1876333、因为传统和伦理等原因，所以不会的13.37% 464344、无法作出预测14.42% 5009
从这一调查中可以看到同性恋行为在中国被接受的程度。事实正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主导的异性恋之外，出现了比例不小的同性恋身影：
你跟同性“亲热”过吗？
共有 17732 人参加
选项比例票数1没有过87.24% 154702曾有过亲热6.82% 12103我就是同性恋2.39% 4244曾有过性交1.87% 3315我是双性恋1.67% 297
与西方国家的情况相同，中国的这些隐蔽的同性恋者及其行为在短短的二十年里经历了一个被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在1980年代，同性恋行为被视为禁忌，同性恋者会被当作病人或者罪犯抓起来。到了1990年代，同性恋者境遇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王小波、李银河夫妻合著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男同性恋人群的性社会学专著——《他们的世界》。他们对同性恋的处境充满同情，王小波尤其同情那些“有自己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的同性恋者。他认为，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让人敬重。而在他们之前的1992年，老作家萧乾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唉，同性恋》，呼吁正视同性恋问题。经过学者以及同性恋者的努力，同性恋行为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种禁忌，同性恋者也不再需要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大都能够坦然走出阴影，面对社会，展示自己美好的爱情。性别身份和性生活的多样化在世纪末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新的性别秩序似乎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初现曙光。
在文学作品中，相应的出现了同性恋叙事。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作品中，飘浮着一些被忽视或漠视的怪异身影，他（她）们带有一种隐蔽的同性恋身份的诉求，同时，他（她）们的身份特征充满了流动和不确定性。从张洁的《方舟》和王安忆的《弟兄们》里的雄化的女性以及她们相互之间的爱和欣赏，到陈染和林白笔下那些既有同性恋又有异性恋的女性，再到卫慧小说里那些怪异的性行为，作家们对性及性别作了非同寻常的表现。尽管这些怪异的身影有时还隐蔽在壁橱之内，没有现身，或者走出壁橱后又重新躲回壁橱，但是她们对越轨的爱有一种飞蛾扑火式的诉求，对自己真实的性别身份进行不断的自我认同，纵使成了“犯了罪的女人”也在所不惜。她们希望通过对这种隐蔽的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来摆脱传统性别角色框架带来的累赘，建构新的性别秩序，为自己争得合法地位。在作家那里，则似乎寄托了这样一种理想，那就是使性走向超性别，建立能够包容流动多变性身份的性别结构，在这一性别结构中不再存在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两分思维。本文试图论述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中的同性恋叙事，探讨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在努力走出传统性别角色后的困惑与焦虑，探讨异性恋环境下的性别表演以及身份的多样化趋势，探讨性别身份解构与重构的两难，以及新性别身份建构的可能性。在真实性身份“破开”之后，同性恋者们往往面对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自身的同性恋恐惧症，一是来自传统社会的异性恋合法制度模式，但是随着自由空气的加强，各种新人大胆地发展她们心中的怪癖，使得性别身份更加模糊和流动，这实际上对传统的二分法性别关系的分类起到了颠覆的作用，使同性恋和异性恋分类变得空洞和不合实际。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有一种隐蔽的感情，然而，它趋向公开化”①。在近二十年来的时间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外来思潮影响的加剧，社会结构的变动，隐蔽的同性恋影子已经在社会和文学中“现身”，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第一章 同性恋理论以及同性恋小说的叙事话语
第一节 同性恋理论及其发展
在西方同性恋理论中，性知识建构有一个很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从医学专家到政治化了的普通大众。海弗劳克·埃利斯等性学先驱是用科学知识来理解性及性身份的，而新一代的性学者则用经历、社区参与意识和为了政治—文化规划来谈论性，来构建性别身份并力图使性别身份多样化。
首先要提到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海弗劳克·埃利斯及其《性倒错》一书。海弗劳克·埃利斯生活在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是性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先驱。他一生致力于打破对性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禁忌，试图记录下各种各样的性表达方式。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两个：一是性变异问题，主要是同性恋（当时被认定为罪孽和变态）问题；一是男性和女性的相对社会角色问题。他从医学角度对同性恋行为和表现方式进行了收集和归类。他的《性倒错》一书于1897年以出版。埃利斯在书中提到了同性恋的合理性。他把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历史、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的证据串连到一起，证明同性恋是一种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他对有关同性恋表现形式的固有观念提出了质疑。这种观念至今仍然流行，即认为同性恋之间的关系是效仿传统的男性/女性关系。他否认大多数男同性恋者具有“女子气”，认为异装癖完全是一种异性恋现象，这就从本质上区分了同性恋与异性恋。在他看来，同性恋具有自己的性别特征，而不是模仿异性恋。埃利斯实际上以性问题专家的身份肯定了异性恋与同性恋的二分法，而他记录的各种各样的性行为和性表达方式成为构
成不同种类的同性恋的最重要成分。埃利斯所作的区分和分类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是20世纪性分类、性身份和性政治的基本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埃利斯被人称为20世纪性启蒙的开拓者。①
随后的一位重要的同性恋专家是玛丽·麦金托什（McIntosh, Mary）。她除了从医学角度否定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外，还呼吁人们不要再去研究同性恋是否是一种疾病，而要更多的研究同性恋种类。“同性恋者应被视为在扮演一种社会角色，而不是患上了某种疾病。”②她希望人们把同性恋者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对其起源和变化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她认为同性恋是社会的一个种类，而不是医学或者精神病的种类。1968年她出版了《同性恋角色》一书。该书分析同性恋行为和种类的区别，这成为20世纪80年代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争论的焦点。今天出现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使得种类多样化了。异性恋社会控制机构希望人们都按照传统规范对号入座，严格扮演自己的角色，但在今天，这在一定范围内成为表演和假面具，曾经稳定和具有绝对性的身份变得流动和具有表演性、混合性。这种情形近年来在中国的城市中和文学作品中也能见到。
同性恋种类的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问题成为更多的同性恋研究专家所关注的对象。在1960年代，要看到身份多样化及其所受的异性恋社会的压迫是需要一定预见性的，丹尼斯·阿尔特曼（Alteman Dennis）的《同性恋：压迫与解放》就是一本在1960年代就预见到今天这种复杂性身份状况的书。至今，过了二十多年，西方很多学者仍然在读它。1993年，纽约大学重新出版了这本书。在引言中，阿尔特曼声明，该书关注的核心是身份问题，并且公开宣称自己是以同性恋身份进行写作的。这使得面向大众宣称和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和身份成为1970年代新的性政治中最简单最根本的活动。阿尔特曼以身份为研究重点，对同性恋者为什么受到压迫，这种压迫机制是如何形成的，都作了深入的分析。他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来揭示同性恋态度和行为的身份之谜。
进入1990年代，在前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全新的性理论——“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在西方，酷儿理论是目前性政治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学术界最为钟情的理论之一。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理论，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它也是一种边缘理论，自外于主流文化。其代表人物不屑于与主流文化为伍，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有意在性取向上与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拉开距离。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法挑战，向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宣战。在论及异性恋机制构成之类的问题时，著名的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Butler Judith)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建构了强迫性的异性恋。异性恋机制认为，性的表达是由社会性别身份决定的，而社会性别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在对这种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三者联系的挑战中，巴特勒发展出一种“表演”理论，她认为，同性恋、异性恋或者双性恋等其他行为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不断变换角色的性别表演。在巴特勒看来，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异性恋是人为的“天生化”、“自然化”而被当作人类性行为的基础来对待的。对酷儿理论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恰当的”、“正确的”社会性别，也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在《性别的烦恼》(Gender trouble)中，巴特勒提出，性别是述行的，即性别不是指一个人是什么，而是指一个人做什么，这样，性别就变得流动起来，而原有的固定的性别分类形式只不过是一种“连续性幻觉”（illusions of continuity）。在论述表演性之后，巴特勒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又谈到了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tivity）与性别身份实质化定义的关系，她希望通过该书阐明性别研究的基准就是在表演中构成身体的实质性这一事实。①正是由于这些贡献，巴特勒在反对性别的两分结构这一问题上也成为最有权威的理论家。酷儿理论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向传统的同性恋理论和同性恋文化挑战。它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各种同性恋观念。它批判了传统同性恋理论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构男女同性恋身份的同时，异性恋是如何被正规化的。
同性恋理论在近200年的发展中，一个主要趋势是促成性别身份的多样化，而理论家们的努力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性别身份的多样化成为合理合法的存在。现在，多样的性别身份和多样态的性活动已为越来越多的西方普通民众所熟悉。
第二节 壁橱内的同性恋影子及同性恋文学批评
时至今日，公开宣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都不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西方，同性恋文学批评早在1970年代末期就起步了。面在中国的文学圈子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同性恋的作品很少能公开出版，基本上只能在网上流传，如影响甚大的《北京故事》。即使能公开出版，作者却站出来公开否认，如陈染谈到《破开》中的同性关系：“你不能说它是同性恋。她们俩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①评论者谈及同性恋时也小心翼翼地称之为“姐妹情谊”②而不挑明，或者干脆对同性恋叙事采取漠视的态度。
现有的涉及女性同性恋文本的批评主要是从女性主义出发的。从女性主义出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出现了大批专著和论文，在西方有影响的如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和叙述》（1982），麦克·杜威的《中国女作家评论》（1989），塔妮·芭萝的《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爱伦·威德莫和王德威的《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和电影》（1993），塔妮·芭萝的《中国的人体、主体和权力》（1994），贺萧的《女人、文化、中国》；在中国，女性主义文论也在1980年代初浮出历史地表，出现了一批代表作，如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批判》、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中国的女性主义评论家打出“回到女性文学作品本身和回到女作家本人”的旗号，强调女性性别的独特性和权利，强调女性有别于男性的主体性，试图在现代女性文学中寻觅出一种女性传统，以颠覆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规范。然而这些批评论著并没有完全脱离异性恋的窠臼，正好符合了异性恋社会对性别身份的规定，而且没有注意到涉及同性恋的作品中的异质因素。可以说，同性恋叙事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中基本上处于一种隐蔽状态。
然而，同性恋毕竟存在于文学世界之中，也毕竟有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同性恋。徐姗的论文《娜拉：何处是归程》，在论述新时期女性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发展流变时另辟一小部分论及女性同性恋，但是，她的论述仍然是从女性本体意识出发的。在她看来，同性恋是因为女性无法从男性那里获得救赎后才向姐妹伸出求援之手的。③更早一些论及同性恋问题的学者有戴锦华，她在《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等几篇论文中分析到陈染文本中的姐妹情谊，指出陈染在摆脱角色累赘、从固有的两性性别秩序突围出来之后的自疑。另外国内论述同性恋的还有陈思和，孟繁华等。陈思和在为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林白小说《说吧，房间》所作的序言中详细地分析了林白小说中的同性恋，指出林白对女性身体的描述饱含了女性对自身身体美的发现和微妙的同性之爱。④然而，真正从性别身份的重构与批判异性恋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中的同性恋问题的批评文字至今还没有出现，原因恐怕一方面在于同性恋在中国文学界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雷区，另一方面在于还缺乏足够的理论自觉和敏感。本文将从同性恋影子初现、异性恋社会强迫性规范、身份认同的努力及走向多样化几个方面展开，力图对近二十年来文学中的同性恋叙事这一暗潮进行梳理，希望这种努力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中的鲜为人知的怪异的一面，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近二十年来超越性别和性别模糊化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所带来的种种颠覆的魅力。在写作中，我力图从事实出发，借鉴西方的性/性别理论，从文本中发现理论与事实的吻合之处，同时保持对各种分类的清醒认识。我相信，每种分类都压抑了群体内部个体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构成性别身份的重要因素。
第二章 性别身份的解构与重构之两难
第一节 新人现身与现身—规蔽模式
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当时刚刚走出“文革”的阴影。“文革”从性别角度来说，实际上是男性霸权达到极点的表现。表现在文艺上，是强调具有男性性别特征的革命和战斗，强调男性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所有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①。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必然是单面化即男性化的。这一时期作品中的女性都与政治任务相连结，性格刚劲有力，缺乏女性的性别特征，也就是说，都被政治化或英雄化了，八个样板戏中的女性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一时期的作品基本上不写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感情被融入男性英雄气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情感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女性之间的情感了。文革结束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伴随这场经济改革而来的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各种现代思想和先锋理论先后被介绍到中国，以至“在80年代中期前后，这些外来的文化思想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股不可遏止的理论新潮”②。经过多次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思想文化界开始形成一种多元的局面。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早在张洁、宗璞等人的创作中，就出现了较强女性意识。随着女性意识的加强，首先在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异样的现象，一些怪异的女性身影开始在文本世界中现身出来。这些身影最早出现在张洁的《方舟》中。荆华、柳泉和梁倩三个人一起成长。她们先后结了婚，但是像商量好了似的，又先后离了婚。离婚后，三个人住在同一个单元，组成了一个“寡妇俱乐部”。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同性恋，但从她们的行动上看，已经具有了一些同性恋的因子，或者说有发展成为同性恋的可能。她们远离男性世界，聚在一起，互相欣赏，彼此怜惜，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她们是第一群从异性恋社会里分离出来的新人，具有新的性别选择，她们摆脱了男性，性别开始模糊起来。或许这些女性是“雄化”的女性。她们要求脱离异性，按自己的选择去生活。她们意识到离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该有人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她们这一代人离婚率这么高，而不要只用‘资产阶级思想’一句话来了事。难道这样轻描淡写，就能把她们饱尝艰辛并经过深思熟虑而为这一人生抉择所付出的勇气和代价全部概括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