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户（户）
客 户（户）
总 户 数
客户占总户数的百分比%
夔 州 路
75，453
178，908
254，361
70%
利 州 路
179，835
122，156
301，991
40%
梓 州 路
248，481
229，690
478，171
48%
成都府路
574，630
196，903
771，533
26%
荆湖北路
350，593
238，709
589，302
41%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140—147页，上海人民出版计1980年版
夔峡诸路除成都府路客户比数低于全国客户总比数（30.4—37.9%），与生产发达的两浙、江东等路相差不大外，其余四路所占比数均高于全国客户总比数，夔州路则高达70%，居全国首位。一般说，在宋代，生产越是落后的地区，客户所占比数就越大；生产较发达的地区，客户所占比数就越小。那么在生产力落后，多客户的夔峡诸路，其生产关系又如何呢？客户仍世代相承，“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6]同时客户随男典卖，称为随田佃客，“陕州路，……管下民户，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卖，不立年分，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佃客。”[7]很显然，这种经济关系与魏晋隋唐以来世族豪强同部曲、佃客给成的隶属关系是一脉相承的，是前代的继续。
以峡州为中心的一条南北线的右侧或者东侧，即广大的东方诸路的客户也取得良民的资格。“窃见江南富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夔峡诸路）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8]这里虽描述的是元初的情况，但也是宋代生产关系的延续。显见宋代各地客户人身依附程度的差异。
总之，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以淮水为界，北不如南；以峡州为中心的一条南北线，西不如东；而这种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使得客户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也各有差异。东南诸路，客户是地主的雇佣而非其私属，不能任意迫害。所以他们已由原来部曲，农奴的身份向半农奴、非农奴地位转化。而夔峡诸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限制，保留了大量魏晋隋唐时期历史的遗存。
三
战国以降，土私有制下的自耕农就不断的分化，绝大多数的无地农民则变成为封建主的依附农民，有的还成为农奴。史载的“宾萌”——“庸客”——“庸耕”——束缚在土地上的“客”或“徒附。它的每一个步骤都有表明人身依附关系的加深，从经济上依附外的强制关系。
直至均田制崩溃之后，租庸调制也无法延续了。因此唐政府于大历十四年（780）实行了两税法。征收赋税的标准由租庸调制的以“丁”“户”为准，两税法以产业为准，这反映了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向松驰一面转化。这种关系到了宋代比前代更为松驰。这一客观现实根源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因为客户不仅是农业上的直接生产者，也是手工业劳动者的主要来源，客户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迁徙条件的放松，就为各种行业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对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都有起了推动作用。宋代是以土私有制为主体，广泛存在的客户阶层已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支配自己，他们中间多数去租佃官私土地，转化为契约下的依附佃农，有些人尚处于实质上的农奴地位，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民”或自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