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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河南新郑人,明嘉靖二十年进士,先选庶吉士,再授编修,后入国子监和礼部。隆庆年间,他掌礼部、吏部,出任内阁首辅,权倾一时。隆庆六年,穆宗去世,高拱罢官还乡,万历六年卒于乡里。
嘉、隆、万三朝是明代历史的转型期,学界对此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民族政策论文对高拱的研究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对高拱的研究,学界集中关注点有三:一是阁臣间的权力争夺;二是高拱的改革;三是高拱的哲学思想。近年,有研究涉及高拱的军事成就。①实际上,高拱的“军功”主要是在其民族观指导下、通过制定有效的民族政的处理方面立下卓越的功勋。目前,学界对高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尚无专门研究,本文试论之,以求教于方家。
高拱对边地的经略较完整地反映在他的著作《边略》里。《边略》五种的前四种记载了高拱“奉命还内阁,兼理铨部”的两年多时间里主持处理的一系列边地民族事务情况,其中,“防边纪事”一卷,记载了宣、大、蓟、辽等地与蒙古部关系情况;“挞伐纪事”一卷记录对辽东土蛮处理贵州土官安国亨等冲突事件;“款敌纪事”=(“伏戎纪事”)一卷记载蒙古部“俺答封贡”事件。②
在《边略·序》中,高拱介绍了他处理边地事务的背景:“昔予还政府仅二年余,值边徼多故,予乃竭力,为固圉计”。“边徼多故”,指在正德之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到嘉靖中后期,“南倭北虏”的威胁前所未有。在北边,“庚戌之变”爆发,明“九边”如临大敌,民族关系紧张。他说:“国家九边皆邻敌,在山西、宣、大则有俺答诸部,在陕西三边则有吉能诸部,在蓟辽则有土蛮诸部。西驰东骛,扰我疆场,迄无宁岁。”[1](卷2《挞伐纪事》)
由于高拱的指导思想明确,制定的民族政策切实可行,事情处理得比较妥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民族关系论文,为人称道。高拱对他人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取得的成就甚为满意,在《边略·序》中,高拱说:“赖天佑圣明,西虏稽颡称臣,东虏投戈授首,贵夷服,岭寇底宁,计幸屡,而予已归且老矣!”
对高拱在处理边疆事务中所做的贡献,明清时期的史家多有评判。这些评价大致可分三个时段,一是在高拱辅政的时期,以隆庆五年十二月高拱六十大寿时的好评如潮为代表,二是高拱赋闲至平反昭雪之前的时期,评价相对低调;三是万历三十年平反之后,评价相对公允。
隆庆五年,高拱六十大寿时,张居正撰文两篇以示庆贺,在《门生为师相中元高公六十寿序》中,他对高拱在解决民族事务方面做出的成绩赞赏尤加:“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边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是时方内安,四夷向风,天下翕然,称治平矣。”
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高拱赋闲在家至平反之前这段时间,包括神宗和张居正等人,对“有罪在身”的高拱在边疆治理和处理民族事务方面的功绩也没有抹杀。万历七年,高拱去世不久,神宗在张居正的建议下,应高夫人之请,复高拱官,并赐“半葬”待遇。当时的明廷对高拱在处理民族事务方面的功绩评价很高。“拱,河南郑新人,才气英迈、遇事能断……起拱于家,以阁衔掌吏部事。锐然惟甄别吏迹,储用边才为务。前是,虏酋俺答孙降于塞,拱请归之,遂入贡,因求互市。朝议纷纭,拱奋身主其事,与居正画当,而贡市成,三边宁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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