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近代茶业发展浅析/茶文化论文_文学文化论文_范文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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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1853—1926年)，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近代中国立宪派、实业家、教育家。清光绪年间(1874—1908年)状元，早年入淮军吴长庆幕。1895年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旋即又在各地大举兴办实业，兴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并投资苏省铁路公司、大达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等9个企业。又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女红传习所所等。他把实业公司、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清末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1909年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张謇被任命为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由于与孙中山会晤不欢而散，因而并未到任。中华民国政府北迁后，张謇拥护袁世凯，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抗。1913年，任袁世凯政府农商总长。袁世凯即将称帝时，辞官南归。晚年继续在南通兴实业和教育，提倡尊孔读经，抵制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反对革命。1925年，大生纱厂因亏损严重被接管，次年病死。著有《张季子九录》、《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函稿》、《张謇日记》等(1)。今有《张謇全集》。综观张謇的一生，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特征，即政治上保守，与封建主义联系紧密，反对革命，主张立宪;同时又大兴实业、教育，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矛盾心态，促使张謇任农商总长时，必然比较重视中国传统产业，试图挽救严重衰退的近代中国茶业。那么，张謇对近代中国茶业采取了何种振兴措施?实际效果到底又如何?由于学者对此问题未作任何研究，故笔者试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张謇对近代中国茶业的认知

作为近代著名文人、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首领和政界要人，特别是曾担任过农商总长，张謇对近代中国茶业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所包含的思想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1．“茶叶为出口商务大宗”(2)。张謇对近代中国茶业的重要地位十分清楚，这既来自他的亲身感受，也来自社会现实的反映。张謇生活的年代，是近代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遭到严重损害、人民苦难日益加深的年代。茶叶作为中国传统出口农产品，无论是出口数量、出口价值，还是在外贸格局中的地位，没有任何一种货品可以与之匹敌。张謇出生的1853年，正值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时期。该年，福州首次出口茶叶，加上广州、上海，中国南方出口茶叶的港口为3个，是年出口茶叶约计10122．7万磅(3)，折合759392．348担。北方运往恰克图陆路出口俄国的茶为5万箱(4)，折合2．5万担。1852年，从西北出口俄国的茶为66．6万磅，折合4996．249担(5)。从西南出口的茶叶，每年约5万担，帆船每年运销海外的茶叶约为2万—5万担。总计1853年出口茶叶约859388担—884388担，即不到90万担。1888年，茶叶出口量增至2413456担(6)，增长1．7倍左右。茶叶出口带来的白银年收入为3000万两左右，最多时年达4000万两，个别年份甚至达到5000万两。其占出口总值比重1897年为61．64%。嗣后，因土货出口量增加，茶叶出口比重有所下降，1886年仍超过40%(7)。虽然19世纪80年代末，茶叶出口已趋衰落，但仍不失为“出口商务大宗”。张謇大办实业期间，1895年的茶叶出口量为1865680担，他从事立宪运动的1906年，茶叶出口1404128担。中华民国建立时的1912年，茶叶出口1481700担。他当农商总长的1913—1915年这几年，茶叶出口量为1447712担、150312担、1783916担。他去职时的1916年，茶叶出口1543862担(8)。这一段时间，茶叶出口总值一般为年达3000万两白银，1901年最少，为1851．2万两，1897—1898年、1900年，1902—1903年、1905—1906年，年均2000余万两。但1915年竟达5556．2万两，1916年也高达4356万两。其占出口比值也不断下降，1887—1891年为30%以上，1892—1896年为20%以上，1897—1916年大多为10%以上，其中1909—1910年、1912—1913年、1916年，均不足10%(9)。但，无论如何，1900年前茶叶出口货值在外贸结构中一直占据首位，1901—1916年仍然占据第2位的事实(10)，也说明了茶叶贸易的绝对重要性。这是张謇重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实基础和关注茶叶贸易的物质前提。

2．“茶叶销数，日形减退”(11)。茶业事关国计民生，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2)。但，如此重要的产业，张謇用心细究后却遗憾地发现，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他任农商总长的“近年来”(13)，茶叶出口量不断下跌。1879年前，张謇的青年时期，茶叶出口量持续上涨，年出口量已接近200万担，19世纪80年代，年出口量大体达200余万担，但1889年后已不足200万担，嗣后螺旋式下跌。进入20世纪初，年出口量大体只有140万—160万担，仅有1903年、1906年超过160万担，1905年还不足140万担，1901年仅为110余万担(14)。张謇辞官回乡后，茶叶贸易“日形减退”的局面依旧没有任何好转。1917年，出口量仍有1125535担，1918年骤减至404217担，翌年虽升至690155担，但1920年、1921年又减至305906担、430328担。嗣后虽缓慢回升，但直到张謇去世的1925年，出口量也只有833008担(15)，仅为全盛时的约30%。这样的残酷局面，确实使人忧伤，也深深刺激了张謇的大脑，成为挥之不去的恼人印象，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3．“至严禁作伪，改良制造各节，尤为当务之急”。因为，据农商部“叠经派员分赴产茶各地，切实调查，以皖省祁门之茶，栽种制造，尚称合法”，但“其余湘、鄂、赣、闽、浙等处，均树老山荒，久未添种，味淡质薄，向不施肥，培植既鲜讲求，制焙率多粗劣。而作伪掺杂，尤为各省之通病”(16)。这种认识，反映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突出弊病和客观实际，说明问题之严重性。其实“培植既鲜讲求，制焙率多粗劣”问题的出现，说到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环境下，外国列强压榨中国茶业的结果。因为，外国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完全控制了中国茶叶的生产与贸易，操纵了中国茶叶出口定价权，千方百计地榨取更多茶利，而真正从事茶叶采植、生产的最下层茶农的利益却得不到任何保障。茶叶出口利益最终大者被“中间商人……囊括去了，真正交到种植者手里的那一部分，又须由许多人分配，因此每人所得的不多”(17)。其实，并非所有中间商都取得了巨额利润，只有外国洋行者茶叶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真正“囊括茶取”的中间商。这一点，当时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利之操纵，尽归外洋”(18)。洋行控制茶价的基本依据是利用信息优势、资本优势(19)。茶季开始，洋行先“昂值收买，以广招徕”，并利用分布各埠的收茶机构，凭借交通、信息优势，采用“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的方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20)。茶商不但昧于商情，交通落后，更重要的是资本来自贷款，无法与洋行抗衡。茶商“由于资本不足，重息借贷，更有全无资本，俟茶借债者。洋商渐知其弊，于是买茶率多挑剔，故抑其价。茶商债期既迫，只求速销偿债，而成本之轻重，不能复计。一经亏折，相继倒闭。其资本充足者，势不能随众贱售”(21)。当然，洋商控制中国茶叶出口的手段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当时外国人也承认，“所有，或者几乎是所有主张人格和清白、反对欺诈买卖的洋行，都被排斥于华茶贸易之外”(22)。既然如此，经营茶叶出口的中国商人为了获取利益，遂采取转嫁危机的方法，除了尽可能压榨茶农外，他们还采取饮鸠止渴的作伪手段，粗制滥造，掺杂作伪，不一而足(23)。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茶农，连起码的温饱都得不到保障(24)，因此，普遍对茶业失去信心、耐心，不但不可能认真管理茶园、精心制作茶叶，甚至还被逼成作伪制假的主角(25)。这就是张謇所说“树老山荒，久未添种，味淡质薄，向不施肥，培植既鲜讲求，制焙多粗劣。而作伪掺杂，尤为各省之通病”问题的由来，也是近代中国茶业衰败的根本原因(26)。既然茶叶如此重要，但外销量又不断减少，形势严峻，问题严重，作为主管农商的最高长官，张謇当然负有振兴茶业义不容辞的职责。事实上，他就任农商总长后，立即就对振兴传统优势产业茶业殚精竭虑，多方谋划，提出茶业“亟宜整理”，除了“减轻税率，系为体恤商艰起见”外，认为“至严禁作伪，改良制造各节，尤为当务之急”(27)。为此，他制定了振兴茶业的计划，采取了恢复茶业的措施。

二．张謇对近代中国茶业的振兴

虽然张謇任农商总长时间并不长，但还是为振兴茶业还是尽其所能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值得后人铭记。

1．“派员分赴产茶各地，切实调查”(28)。振兴中国茶业，必须了解、把握中国茶业，而准确把握茶叶产区的种植、制造、销售情况，实为基础之基础。虽然清末海关曾有过相关调查，把相关情况汇编成《访察茶叶情形文件》，但毕竟不是着眼于茶区的全面调查，更不是针对茶叶生产情况的。当然，洋务派官员著作和言论及海关贸易报告中也有一些茶区情况的反映，那就更不成系统了。为了搞清中国茶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农商部向安徽、江西、湖北、浙江、福建等重点外销茶产区派出调查员，进行“切实调查”，获得了大量茶区生产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经汇总后予以公布，为振兴茶业提供了决策等依据。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认为，“调查的数字虽极不可靠，但尚不失其本身的意义”(29)。这些资料主要包括全国茶园面积、茶叶产量、茶叶种类、茶户户数等。兹见全国茶园面积、茶叶产量、茶叶种类、茶户户数表:当然，农商部的上述统计存在一些问题。如茶园面积是由“面积”和约计面积组成的，“面积”就是实际知道的面积，比较准确，“约计面积”当是估计的面积。这样，二部分合起来的总面积就不是很精确了。又如，1920年的茶叶产量，除去出口数量306422担后，已不足9万担了，显然不准确。这是由于当时各省割据，报告不全造成的。再如:茶户数量前后几年相差太大，主要是1916年后的具报即已不完整。1920年，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重要产茶省份茶户数量均无数字。1915年的全国茶户数量中，山东、四川数量也缺。但，相对而言，张謇任农商总长时那几年的相关统计数字要准确些。这是张謇对振兴近代中国茶业作出的贡献。

2．“拟具整理茶叶办法并检查条例呈”(31)。中国最早从事红茶改进工作的祁门茶叶改良场，是张謇任农商总长时，派曾前往印度、锡兰考察过茶业的陆纆建立的，并从印度买来了一部手揉茶机。后随首张謇离职，试验场无形停顿(32)。1914年10月14日，接准税务处督办梁土诒等呈称，“为请减出洋茶税，以兴实业由”，张謇表示赞同。但他又认为，“茶叶销数，日形减退”的原因是“培植即鲜讲术，制焙率多粗劣。而作伪掺杂，尤为各省之通病。盖山农初制之后，庄号复制之前，中间有茶贩为之买卖。茶贩本专恃羼假营生，自近年庄号收茶规则废弛，此风愈炽。或掺以水，或杂以株柳等叶，或加以铁屑、土沙、滑石粉等质，或用粘质物加制，或用靛青及颜料染色，洋商啧有烦言，信用由兹扫地”，因此，“严禁作伪，改良制造”，“尤为当务之急”(33)。具体解决办法是，应在汉口、上海、福州等主要茶叶销售、出口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所需经费，以征收检查费充之，但希望财政部拨付开办费5000元，选派富有茶叶经验之人，督同中西技师，前往办理。对检出的不合格茶，禁止其买卖。对茶农所采制的优质茶及资本雄厚、业务量大的大茶号，进行奖励。“一面严饬种茶山户、业茶商董，随时整顿规约，于取缔限制之中，寓奖励劝导之法。从此商民知所观感，种制逐渐改良，茶质日高，茶价日起，然后再图广告装潢诸办法，为直接销售之豫备”(34)。为此，张謇正式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茶叶检查条例》。内容共分八款:一是，凡行销外国之茶叶，均应受茶叶检查所检查。二是，凡请求检查时，须先缴样茶，并听检查所按照报到之先后，抽查箱茶。三是，凡请求检查时，须具请求书，载明商号、地址、姓名、籍贯、产地、箱数、茶叶、品名。四是，凡请求检查时，须交纳的检查费包括二五箱，每箱银二分;洋庄大箱，每箱银二分五厘;西庄大箱，每箱二分;二五箱，每箱银一分。五是，检查项目包括茶叶色泽、香气、质味、形状、重量。前面四项内容，样茶与箱茶应同时比较检查之。检查方法采用普通泡法与利特核法，或用化学分析法。茶叶如果被判为不合格，则第五项“重量”内容就不查检了。六是，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即判为不合格茶:混用株柳等相似之物;用粘质物制造者;掺和铁屑、土沙、滑石粉杂质者;用靛青及各种颜料着色者;灰末严重超标者。凡判为不合格茶产品，禁止其买卖。七是，合格茶品另行编号，定为一、二、三、四等级，以分优劣。并以公磅，准在箱面，表示其重量。凡色、香、味俱佳者为一等，色、香、味有二项可取者为二等，色、香、味有一项可取者为三等，色、香、味均次者为四等。八是，经检查的合格茶叶，在箱面上加印合格证;不合格茶，盖用不合格印证。《整理茶叶办法》和《茶叶检查条例》呈上后不久，1914年11月21日，政事堂交政治讨论会讨论，由总统袁世凯批令农商部复核。为此，张謇又上《复核政治讨论会所议整理茶叶办法呈》。该呈对前呈有些内容作出了修正和完善。称:“议案中所称就近用各帮中西技师，轮流检查，察核现情，似已不合”，因为，“原有推用中西公正人评对茶箱复核磅秤之规约，旋以团体散漫，经费为难，章程尽成具文”，对茶叶检查所评议员，提出从汉口、上海、福州茶帮中，访延热心公益者，每帮数人充任，“就地襄助组织”，并以老茶号中之验茶有经验者，或洋验茶人中素有声望者，“酌量聘充检查技师”。对搀杂作伪之茶，临时由各所评议员共同研究，决定罚款数量，“以资惩戒”。议案中所称检查所费用，拟由公家担任，张謇表示支持，并指出汉口、上海、福州“三处商埠，皆外商云集之地，房屋食用等开支，耗费较大”，“约计每年汉口需银七千圆，上海需银六千圆，福州需银四千”，共计1．7万银元。这笔经常性年费到底由政府核给，还是由产茶各省摊拨?张謇希望加以明确，以便“分别列入四年度豫算，作正开支”。开办费银5000元，请财政部先行发给，“以资开办”(35)。经讨论修正后的《茶叶检查条例》更为完善。可惜，此一美好计划未见付诸实施，旋因张謇去职，最终不了了之。

3．“减轻税率，系为体恤商艰起见，应即照准”(36)。1914年10月15日，接到政事堂交袁世凯总统发下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呈，提出减免出口茶税，以兴实业。张謇接到所呈及袁世凯总统批示后，非常重视。认为茶叶为出口商务大宗，亟宜整理，认为所请减轻茶叶税率，系为体恤商艰起见，应即照准。事实上，茶商负担过重，强烈要求减税轻负，以纾民力的呼声，自清末起几乎与茶业危机的爆发同时产生的。仅茶叶关税、厘金二项，常为中国茶叶“国外卖价的30%，常为中国国内生产成本的100%”(37)。19世纪末，西方人布雷顿写道:“中国茶叶所付的税款，包括厘金在内，据估计4．1两至5．4两，为茶叶价值的35．5%，或每2至3便士”(38)。福建厦门茶的厘金、出口税，“两共已居茶价三分之一”(39)。这还是一般的税负。相比而言，中国茶的竞争对手锡兰，不特免征，而且每年多产一磅，则政府奖银五分”(40)。印度茶也“绝无厘金、入市税或出口税。征敛”(41)。日本茶仅“征得一笔名义上的税款”(42)。因此，以手工劳动为基础，效率低下且税负沉重的近代中国茶业，难以与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农场基础上，采用机械化生产的高效益无税负印度、锡兰茶竞争。中国茶商成本居高不下，加速了破产进程，因而强烈要求“国家亦宜力为保护，删减税厘，以纾商力”，他们呼吁:“茶业不振，则国家仍无裨补，如何薄税轻重，使茶业者复兴，则国家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不较胜于徒悬收重税之空名乎?”(43)当时，清政府动辄以“国课所费，不能变通办理，居奇固执”(44)，任凭茶商茶农“屡著论说，甚至笔钝唇焦，亦终无济于事”(45)，最终一律严加拒绝，甚至为搜刮庚子赔款，竟加捐二成。直到1902年，清政府才正式削弱茶叶关税50%，每担茶叶实征银1．25两。但此时茶叶贸易已严重衰退，洋茶完全凌驾于中国茶之上。况且厘金没有减免，茶商的负担仍然很沉重，这一教训极其深刻，身为农商总长的张謇对此绝对不可能不知晓。因此，整理茶业的措施，当然应包括“减轻税率”、“体恤商艰”的内容。但，到底如何实现“减出洋茶税，以兴实业”?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尚不清晰。

三．张謇振兴近代中国茶业的影响

张謇任农商部长的时间不长，对近代中国茶业的整理力度也不大，效果不是很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与袁世凯政府的性质有关。因为，一个即将称帝复辟的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难以真正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的富强。作为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张謇，即使有些抱负、想法，最终也难以实现既定目标。正是由于这种时代悲剧，使壮志未酬的张謇辞官南下，重操旧业，继续在家业从事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事业。然而，如果将张謇整理茶业的行为放到中国茶业的近代化过程中去考察，又可发现，这种看似无效的失败之举，其积极意义其实无法抹杀。其具体影响有三点。

1．茶业调查考察渐成社会共识。张謇播撒下的茶业调查种子并未枯绝，而是薪火相传，渐为人们所赞同。至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茶业调查考察已成为社会共识。上海商检局局长蔡无忌提出的改进茶叶方案的工作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调查考察”。他说:“欲图华茶对内事业之改善与对外贸易之扩充，其办法须积极调查各省栽培制造状况，各产茶国改良步骤”(46)。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茶业调查考察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不少很有质量的调查考察报告也纷纷面世(47)。这些活动、报告比较著名的有:1932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组织东南各省及主要茶区，分头派员进行实地调查。当时“稻麦棉丝茶五项为中心改良事业”。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四省农民银行委托金陵大学农经系等许多单位也进行了茶业调查，大多发表了具体的调查报告。1934年11月，中央农业实验会所据1933—1934年“名省农情报告员”的调查统计，对各省茶叶消费、茶叶代用品、茶叶生产实际，列出了详尽的调查数据(48)。吴觉农、胡浩川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民国24年版)，就是依据吴觉农对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茶叶产区资料写成的。1935年前后，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等单位，派遣吴觉农调查考察了日本(49)、印度、锡兰、爪哇、英国、苏联等地的茶业情况，发表了多篇调查报告，出版了著作《中国茶业问题》。中央立法院统计局核定出版的《中国七十二年来华茶贸易报告》(50)，依据也是此时期各地陆续上报的材料。20世纪30年代，茶业调查考察风尚的形成，其根源应是张謇所首倡。

2．茶叶税负减免最终有所成果。虽然张謇任农商总长的时候，茶叶税负减免未有实际行动，但减税已是大势所趋。1919年，旧农商部期间，茶叶关税完全废除。至此，茶叶出口进入无关税时代，这一结果的形成是当时社会舆论及茶商长期呼吁的结果。当然，张謇也对这一局面的到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是有功于茶叶出口关税的废除的。

3．茶叶检验制度最终变成现实。张謇制定的《茶叶检查条例》虽然因故未能在他任上变成现实，建立茶叶检查所的计划也未实现，但这些改良茶业的努力并未付之东流，而是最终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得以实现。北伐一结束，南京国民政党完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茶叶检验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1928年，上海正式筹建商品检验局。茶叶机构由过去的对茶叶进行消极限制和收税，开始向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真正起到领导和促进的方向发展，1930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到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对茶叶检验、生产、贸易，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很有成绩。汉口、福州、厦门、广州等茶叶出口口岸，也继上海之后，成立了商品检验局。1931年，上海商品检验局由吴觉农、张康泽等人草拟出中国第一份《出口茶叶检验规程》。这份“规程”于6月29日经“茶叶标准审委会”通过，报实业部批准，7月8日正式公布于报纸，率先由上海商品检验局对出口茶叶执行检验(51)。1932年2月中旬，实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商品检验会议，提出了当年的茶业检验最低标准，在上海商检局、汉口商检局执行(52)。随着形势的发展，检验标准每年均有调整和内容更新。茶叶检验的实施，对保证中国茶叶出口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1936年起，实业部又将茶叶检验从出口茶埠扩大到产地，实现出口检验与产地检验的结合，对茶叶生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显而易见(53)。应该说，民国时期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本身就是对张謇以茶叶检验带动茶叶生产发展，保证茶叶质量，推动茶叶出口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此看来，张謇确实情系近代中国茶业。他的所作所为，实有功于近代中国茶业，对挽救近代中国茶业危机，推动茶业的近代化，多少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因而值得人们纪念。注:2011年5月11日，江苏省南通市文化局副局长王栋云(南通博物苑苑长)、南通博物苑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葛云莉来访，对南通博物苑内建“张府(张謇)茶苑(园)”向我请教。此举激发了我多年想写的这篇文章，遂写成《张謇与近代中国茶业》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