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茶文化互文传承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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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经》:茶文化的纵向互文传承

《茶经》成书于780年，由唐代“茶圣”陆羽倾注数十年心血研究创作而成，是世界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全书仅有七千余字，但是言简意赅、结构紧凑，分十个章节全面叙述了栽茶、采茶、制茶、饮茶、产茶、录茶、咏茶等丰富内容。作者陆羽把中华民族的五行阴阳辩证法、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儒家的中和思想等浓缩于书中，为中国茶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茶经》的权威性被确立之后，其主题思想和书中许多文化术语及特殊表达等都被广为传颂，呈现出极高的同构取向度。继陆羽的《茶经》之后，明朝屠隆的《茶说》、陈鉴的《虎丘茶经注补》，特别是清朝陆廷灿的《续茶经》等也都采用了《茶经》与目录相似的同构异义组合。这样，借助《茶经》中人们非常熟悉的十个章节，由于这些章节标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后续的茶著也会让人过目不忘，有助于极大提高目标读者的关注指数和记忆价值。它们与陆羽的原创《茶经》之间母文本和拟文本的密切关系:中国茶典籍的微观互文清晰地表现在对于陆羽《茶经》的复制、仿拟和引用上。其中最明显的是《续茶经》:作者陆廷灿将《茶经》完全接受纳入自己的语义系统，不仅篇目与《茶经》之字不差，还把“原本《茶经》另列卷首”，并且在“凡例”的五段段首句中提及《茶经》，说明了自己“续”写茶经的缘由，一览无遗地再现出它与《茶经》的互文渊源:凡例:《茶经》著自唐桑苎翁，迄今千有余载，不独制作各殊而烹饮迥异。即出产之处亦多不同。余性嗜茶，承乏崇安，适系武夷产茶之地。值知府满公郑重进献，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询。查阅诸书，于武夷之外，每多见闻，因思采集为《续茶经》之举。曩以薄书鞅掌，有志未遑。及蒙量移奉文赴部，以多病家居，翻阅旧稿，不忍委弃，爱为序次第。恐学术久荒，见闻疏漏，为识者所鄙，谨质之高明，幸有以教之，幸甚。……原本《茶经》另列卷首。值得注意的是，陆廷灿在《续茶经》中对于《茶经》“仿拟”和“引用”的互文过程不只是主观、武断的语言关联，而是通过蕴蓄机制发生作用的意义指向“翻新”的发展。例如先期母本《茶经》的第九章“茶之略”共包含222个字，主要是分析了在古代茶事中所需要的各种茶具中，哪些采茶、制茶、饮茶的用具是可以根据当时的条件及环境省略掉的;第十章“茶之图”仅有寥寥数语，共计68个字，主要是教人用绢素书写茶经并制成挂图陈诸座隅，以随时目染而熟记于心。而《续茶经》相应章节尽管表面标题只字未改，但是具体表述的内容则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全新的内容。《续茶经》的第九章则带有明显的类书性质，例举了我国古代自唐至清的156种茶书茶文茶诗，堪称茶著集大成者，字数多达2792个;第十章“茶之图”则例举了能生动体现茶文化内容的茶具、茶器插图(“至其图无传，不敢臆补，以茶具、茶器图足之”)，字数更是增加到了1511个，是《茶经》该章节的20倍。可见，《续茶经》与《茶经》文本“虽然叠相祖述，但作者颇能运法于心，得鱼忘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而创作出独具风貌并足以与前作媲美的拟作佳品”。可见，发展性互文是茶典籍一种历史的传承，具有个人知识背景的创作母本更为广大的群体所接受和再创造，而历史的变迁为文本内容带来了深层意义变化和发展。这类互文例证表明，茶典籍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扩展、重复、叠加、修正的过程，数千年来茶典籍的思想理念和语言文字表述的确是在互文性的语境下发展成形的。

二、《茶经》:茶文化的横向互文传播

《茶经》不仅仅是中国茶文化的瑰宝和模因母本，纵向地被本国茶著所仿拟和套用，它也是世界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由于其权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影响力，《茶经》还冲破了语言和文化的桎梏，被直接转换成目的语语言引入异国文本，使当时中国农家以及世界各有关者俱受其惠。”这种横向传播的互文引用以日本和韩国著作为多，约有近二十本/次。被英语书刊引用的有三本，这种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复制验证了《茶经》的模因母本地位。1935年美国学者WilliamUkers在纽约出版了篇幅浩帙的茶著《茶叶全书》(AllAboutTea)，从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茶叶所涉及到的各个领域。作者非常认同中国茶及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一再强调《茶经》是“中国学者陆羽著述的第一部茶叶专著”，认为“茶是来自东方的恩泽(boonoftheOrient)，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美好享受”。正因为作者的认同，《茶叶全书》的第二章将《茶经》全文收入。在这一章的前四节，作者WilliamUkers主要介绍了中国传统茶文化、中国的第一部茶著及这部茶著的作者陆羽。他这样评说到:不仅中国古代农人应当对陆羽满怀感恩，全世界人民更是俱受其惠。因为若不是有了陆羽和他的著作，人们也许至今还没能体会到饮茶的美妙乐趣。在具体依照章节一一引入全书之前，WilliamUkers先用几句话简单概括了《茶经》的主题内容:“《茶经》共分三卷十章。在第一章中，陆羽介绍了茶树的性质;在第二章中主讲收采茶叶用的器皿;第三章是关于采茶的操作;第四章列举和描述了二十四种加工茶的器具，在这一章中可以看到陆羽对于象征道教的中国陶瓷的偏爱与茶的影响。在第五章，陆羽介绍了煮茶的方法。在其余的几个章节里，陆羽讲述了饮茶的普通方法、历史的总结、著名的产茶区和茶具的插图。虽然从简介和章节的目录中可以明显看出两本著作间的原著与译著的互文关系，但是仔细阅读原著就可以了解到，作者对于《茶经》的引用主要是根据自己创作的意图、语篇的结构和目标语读者的需要。他主要采取了选择性的“摘引“方法，除了将《茶经》十个章节中的重要技术性信息全部引用，与深层文化元素相关的哲学思想、比较生疏的古人轶事及诗词歌赋等语言修辞之美多半被简写或者全部删略。例如，陆羽在《茶经》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茶事中特有的制茶用器，其中有一件便是煮茶的“谽“:谽，以生铁为之，今人有业冶者，所谓急铁，其铁以耕刀之趄，炼而铸之。内抹土而外抹沙。土滑于内，易其摩涤;沙涩于外，吸其炎焰。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茶经》“四之器”)陆羽并不是简单地讲述它们的特性与用途，而是将其从器物层面提升到精神高度，描述中包涵了儒家的“中庸”的理念:“正令”、“务远”、“守中”，这一“中正”思想正是儒家治国求“和”之术。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思想在《茶叶全书》引用中只是被简单地一语蔽之:“谽”是一种生铁铸造的锅(Aboilermadeofpigironorwroughtiron．)。生态文化元素的精准同样可能会使异国作者的引用存在某些理解偏差。《茶经》原文第三章“茶之造”开篇首先介绍了采茶的时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这显然是农历春季，而在《茶叶全书》中都变成了阳历。尽管WilliamUkers很有心地将月份向后推了一个月，但时间的精准度上依旧留有偏差。而到了“三月三”这类中国特有的时间表达法上，WilliamUkers就更显无奈，只用一个上限词“春季”就概括了。此外，《茶经》语言优美，结构整饬，短短七千余字中就有诗歌、散文、典故、药方等多种文体，可惜的是，这种语言修辞的美也没能在《茶叶全书》中得以再现，其译本只是将文本浅层次的意义传递出来，语言不免单调平淡。《茶经》第七章“茶之事”中的很多茶人轶事、晋朝左思《娇女诗》、张孟阳的《登成都楼》等韵味悠远的茶诗直接删除，使得《茶经》这最具文化色彩的第七章幅度大减。这样的引用方法，加之作者在第二小节中将陆羽介绍成“中国的浪漫喜剧家”，这很可能会造成目标语读者对陆羽的片面认识，《茶经》也因而失去它作为一本独立著作所具备的深层的文化蕴意和瑰丽的文学色彩。

三、结语

从以上例举和分析可见，《茶经》确可被视为古今中外茶著的互文母本。这部典籍对确立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对中国和世界茶文化的开启和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茶经》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它已成为茶文化文本重要的创作资源，对《茶经》的互文仿拟引用在中国茶典籍文本的建构中贯穿始终，是一个引用、仿拟、吸收、改写、拓展、延伸的动态过程。《续茶经》就是《茶经》的发展成果。茶典籍正是在传统文化的互文性接受与影响中交往着、互动着、生成着，浑然汇通为一个不可分割剥离的有机载体，承载着传统茶文化跨越时空，完成自古向今的传承。也正是由于《茶经》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被世界所认可，它才得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的阻碍，被引入异国文本，成为外国茶著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使美国学者WilliamUkers的《茶叶全书》成为世界茶著经典，也助力于中国传统茶文化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得以巩固。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外国作者或仿拟套用《茶经》或将其直接引用进自己的著作，这些都属于一种文本的互文发展。JuliaKristeva在她的《符号学》中强调，互文性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变形、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这一互文过程会因文化差异、语言结构、引用意图等很多主、客观原因影响译文本对原文本的保真度。任何一部原文作品都是浸润在该民族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等构成的文化体系中。不了解这个文化体系，重建作者原意，对原文中客观存在的不变的意义的寻找只能是一种奢望。从与原作者的历史视域的融合、语言美学感知与珍惜、传播目的的意图纯粹度等方面而言，具备本土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国人应更多担负起传承和传播传统茶文化的职责。（本文来自于《农业考古》杂志。《农业考古》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姜欣 姜怡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