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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社会阶层呈现多元化态势，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依然存在。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主体，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人成为个人利益的追求者;社会意识形态繁杂多元，加之传统的群众结构发生变化，工农群众不再拥有历史的光环，有时甚至成为弱势群体，这些都给党的群众路线工作造成困难。再加上党内一部分干部思想发生了异化，追求权力、金钱，脱离群众甚至背离群众，走向了群众的反面。为了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让全体党员干部认清楚背离群众的危害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显得尤为及时和必要。
“群众”一直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术语中，其内涵也极其丰富。政治术语中的“群众”概念没有被明确地限定，它包括社会底层的相区别于社会精英的大多数人，他们处于被领导的地位。这种领导既包括党员对非党员的领导，又包括党内少数精英对大多数党员的领导，因此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都离不开“群众路线”的运作方式。“群众路线”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时期的创举，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群众路线的内涵丰富而又深刻，“群众路线不仅仅是领导和工作方法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人民群众的地位、党的性质、党和群众的关系等。作为一个包含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群众路线涉及世界观、认识论和工作方法论，它体现了政治原则与领导方法的统一;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统一;认识功能与利益表达的统一。”[1]
一、古代“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它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许多学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所提倡的政治理念间极力探索一系列契合点，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可以与现代政治、经济等理念相联系，甚至无缝对接。首先我们应该倡导和鼓励这些学者做出的探讨和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特有基因，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但在马克思中国化的过程中，承担着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一种批判的继承和去伪存真的过程，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客观的去看待，绝不能非黑即白的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
（一）古代“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的相通之处
中国古代“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民本”思想对政治的影响一直源源不断。“民本”思想由孟子提出，但在更早的典籍中能看到“民本”思想的雏形。如《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兴。”[2]此外，孔子，墨子等也提出了一系列“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也历来被认为的“明君”所看重，成就了历史上的诸多盛世。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民本思想一直被人民所期待的，也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奋斗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本”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是有着一定的切合度的，它们都重视大多数人，承认群众拥有巨大的力量，引导和疏通群众对于社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二）古代“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区别
“民本思想在历史上曾起到缓解社会矛盾，限制弱化专制暴政的积极作用。”[3]民本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要理论，这种思想也造就了“顺民”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民本”提出和倡导的社会是阶级社会，民本思想所承认的前提是社会等级划分，阶级压迫与君主神受被首先得到了认可。这与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所建立的国家是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民本”思想所承认的尊卑有别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公平与平等有着本质的区别。“民本思想停留在尊重人性和生存要求层面，不乏人道主义精神，但无法上升到尊重人的基本政治权利的高度，更不能涉及政治权利运作中人民做主的层面。”[4]在我当全面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认识到，群众路线与古代民本思想的本质区别，这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群众路线”的内在逻辑。
二、群众路线社会实践活动的哲学创新
（一）群众路线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最核心的是对立统一，矛盾的观点。而群众路线中，党的服务与领导，群众的自觉性与党的激励与动员，群众路线的制度化缺失与灵活性等方面都展现出对立统一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和“群众”二者结伴而生，它们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是领导被领导，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让党员重新找到丧失了的服务意识，通过教育实践活动把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如果党在工作中处理不好这二者的辩证关系，就会导致毛主席所说的“尾巴主义”与“命令主义”，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丧失先锋队的特质，把服务变成命令和强迫。
群众路线是一种理念，一种态度，一种关注实践，摆脱空谈的工作方法。一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工作态度，一种避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一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一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价值取向。然而，群众路线的一个弊端就是制度化的缺失，从而导致很难被衡量和评估，缺乏长久的机制，“使其难以发挥党与群众之间应有的连接和规范的作用，甚至使其容易沦为一种简单的口号。”[6]然而正是这种制度性的缺失导致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适应面就随之扩大，也成为不断发展着的理论。“党对群众的领导不是基于‘法律体系’，否则领导便是一种‘强制关系’，不是基于‘组织原则’，否则领导便是一种‘命令关系’;更不是基于‘武力强制’，否则领导便是一种‘胁迫关系’”[6]。因此处理好群众路线制度化缺失与群众路线的灵活性这一对矛盾，使群众路线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抓主要矛盾的表现，“四风”是党服务群众时的最大顽疾，不解决“四风”，就要面临着脱离群众，不受群众拥护的危险，长此以往就丧失了共产党生存的根基，官僚主义经常与形式主义结伴而行，服务意识淡薄，关注政绩轻视群众冷暖，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败坏党的形象，特权现象，挥霍浪费，及时行乐等不良作风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与公信力。
（二）唯物史观下的教育实践――强调实践
人民群众是历史得创造者，这给了人民群众极大的肯定与极高的评价，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精神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发生变革的决定力量。这里的“群众”泛指了绝大部分人，区别于英雄史观和个人主义。因此，就要提醒少部分的社会精英，不要忽略群众的力量，群众身上的某些特质是很重要的，容易被忽略的，群众身上有需要少数的社会精英所学习的东西。同时，群众又是实践的主体，通过实践来认识规律，检验真理，改造客观世界。每个个体都是社会实践的参与者，贡献具有个体差异。我们应该对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功绩给予肯定，但是必须客观的去看待，不能一味的夸大。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唯物史观来看待群众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才能至始至终的贯彻群众路线。然而本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强调落实，使其向实践科学过度，而非单纯的理论，这就是发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众理论的重大突破。
（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它是一种“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论方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如上文所述，群众所具有的特质是社会精英所需要的，所以要强调“从群众中来”，精英在与群众的实践中形成感性认识，从而经过系统的加工，形成理性认识，最终形成“政策”，“方针”，“路线”等。然而，其最终目的是将这些系统化的理性认识作为群众实践的导向，这就是“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不断发展着的，其具有局限性和时空性，在党创建初期，由于群众的素质的局限使得党是依靠唤醒的方式来实现的，然而随着群众的素养在不断的提高时，党对形式和群众的认识，组织群众的原则和工作作风则要转变。
三、本质的回归――“群众”构建政党与国家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延续，也不仅仅是在追溯我党早期的“传家宝”，而是一种本质的回归。因为中国共产党从组建，发展壮大，掌握政权，都无一例外的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共产党的权力是群众赋予的，共产党与群众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共产党的权利来源于群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将我党内部异化了的思想得到清除，改变共产党员的思想认识，彻底扭转共产党凌驾于群众的错误姿态。虽然共产党在历史上对于群众路线的阐释和内涵在不断的科学化，合理化，在历史上也曾有一些局限性，但是历史证明，以共产党倡导的群众路线对自身进行了塑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群众”这个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同时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生成逻辑、基本形态、运作方式，以及权力归属。
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西方资本家建立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模式。西方现代国家一般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由上而下的改革而建立的，而我国是在“‘党―群众’的逻辑中塑造国家和运作国家的，革命的领导者是党，但党的依靠对象以及革命的主体则是群众，党的存在和意义并不在于自己利用群众构建国家，相反，党的目标在于通过对于群众的唤醒，希图群众利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来构建属于群众自己的国家”[7]。
